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春节，30岁的曾国藩一个人在京城，孤苦伶仃。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不无心酸地写道：
“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这里的“男”，当然指的是曾国藩本人。当年冬天，曾国藩原本指望外地官员送点“炭敬”之类，聊以过年。可是盼来盼去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曾国藩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过年。
曾国藩于1838年参加会试，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得以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到1841年，曾国藩已经当了3年京官。3年京官当下来，曾国藩为什么不但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反而穷得要向人借钱过年?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曾国藩作为一名级别不高的京官，俸禄的确很低。
1841年时，曾国藩任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检讨的级别为从七品，比“七品芝麻官”还低。按照这个级别，曾国藩的俸禄标准为年俸45两银子、禄米45斛。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山西巨富乔家大院请的佣人和长工，每年能拿到50两——100两银子工钱。这就是说，曾国藩一个堂堂京官，拿的是佣人和长工的薪水。
大家不要笑“七品芝麻官”。正七品知县的日子比京官滋润多了，他们每年除了俸禄外，还能领到1200两银子养廉银。曾国藩是没有一分钱的养廉银，唯一的指望，便是地方官员来到京城时，会在给京官送上一份“炭敬”“别敬”“冰敬”等各种“敬”时，偶尔会想到他。
地方官员给京官送各种“敬”，是希望联络感情、建立利益输送渠道等。曾国藩作为一名翰林院检讨，名声虽然金贵，手里却没啥权力。谁会想到他?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日常开支却很巨大。
在京城当官，衣食住行不能太寒碜了，迎来送往一概都不能少，这些都是需要大把花钱的。曾国藩那点可怜的俸禄，三下两下就花光了，入不敷出是他的生活常态。
到了春节，曾国藩的开支就更多了。
过年了，恩师穆彰阿、祁隽藻府上都得去拜访一下吧?去恩师府上总不能打空手吧?穆彰阿是炙手可热的权臣，祁隽藻是三代帝师，都是朝廷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给他们拜年，太便宜的礼品拿不出手吧?于是，曾国藩一定得耗费心思，买一些自己拿得出手的礼品，送到恩师府上。
拜完了恩师，曾国藩马上拜访同乡和好友。曾国藩要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就必须织成一张关系网。同乡和好友，便是这张关系网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给同乡和好友拜完年后，一般人就到此结束了。可曾国藩不是一般人，他还要拜访同年。什么是“同年”呢?就是一起参加乡试、会试的同学。他们也能够在仕途里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比如，曾国藩有一个同年叫刘蓉，两人在赴京考试途中认识，惺惺相惜之下结为好友。后来，曾国藩创建湘军，刘蓉出了大力。1855年2月，曾国藩被石达开打败后，心灰意冷，“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在刘蓉等人的劝阻下才放弃了寻死的念头。
所以，曾国藩囊中羞涩是一定的，借钱过年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正是因为当京官穷怕了，后来曾国藩做了财大气粗的封疆大吏后，经常给京官们送各种“敬”，也算是“回报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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