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

　　清光绪初期，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荒，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俱受波及，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1000多万人殒命，史称“丁戊奇荒”。

　　灾荒之时，清廷没有完全从国内战争的糜烂之局中恢复元气，边疆危机又接踵而至。荒区内，成千上万的饥民、流民以及此灭彼起的闹荒、民变，使略趋平静的局面动荡不宁。

　　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清廷似乎朝不保夕。

　　为了稳定统治，清廷采取蠲免赋税、散放钱粮、设厂放粥、设局平粜及以工代赈等一系列荒政措施，赈灾安民，不可谓不努力。

　　然而，这一传统救灾方式起到的效果却并不称得上好，与风起云涌的“义赈”(近代工商业者如江浙绅商组织和发动的民间赈灾事业)相比，黯然失色。

　　战争结束后，北方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依然沉重。“农民终岁所入，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实无所余，甚为赔累”，有时连“种粮尽粜卖以应追呼”，生计日窘，即使正常年景也难资糊口，一遇荒歉，立即陷于饥馑流离。时人谈及奇荒与赋役，痛切地指出：“饿殍见于既荒之际，饥溺已形于未荒之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反复强凋“恤贫以保富为先，办赈以遏乱为急”，“荒政救饥，必先治匪”，并不断提醒陕西巡抚谭钟麟“办赈须藉兵力”，对“藉饥索食、仇视官长”的所谓“匪类”，“非严办不足蔽辜”。于是，铤而走险的饥民、流民无不惨遭屠戳，地方豪绅奸商则有恃无恐，纷纷乘灾打劫，更加深了灾难。

　　救荒之时，清廷内部派系之争日趋尖锐，皇室纷争不己，督抚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或遇利必争，或遇事推诿，明争暗斗，风波靡定，统治机构运转失调，行政效率大为降低。

　　这种情况不可能让救灾走上统筹规划、协调一致的轨道。诚然，在清廷督导之下，被灾各省不少督抚大员勤于赈灾，不辞劳瘁，但往往自顾不暇，各自为战，灾轻或无灾省的封疆大吏除少数心存利济、热心支持外，大都作壁上观，对于清廷支援灾区的谕令，囿于畛域之私，或拖延搪塞，或大打折扣，从不认真执行。

　　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

　　外国资本主义不光输入了鸦片，还输入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特别是《北华捷报》中关于“丁戊奇荒”的报道，反映出其信奉的自由贸易及放任经济。这与中国传统官赈做法相矛盾。

　　当时，印度和爱尔兰的特大饥荒与“丁戊奇荒”几乎同时发生，但英国在两地的决策人及赈济官员坚持不干预，拒绝国家对养活人民应负家长式责任。那时，英国认为受灾地的穷人懒惰而过度依赖，难民应致力于公共工程项目，以换取食物或勉强糊口的工资。

　　英国编辑们对清廷免费为饥民发放食物及现金大惑不解，认为“丁戊奇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缺乏科学、铁路和资本主义经济，指责北京“统治者官僚”“将一场严重的匮乏加剧为饥荒”。

　　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

　　平心而论，针对丁戊奇荒，清廷组织的赈灾，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堪称史上之最。同时，作为传统荒政在近代史上的大规模实践，赈灾又多多少少打上了近代文明的烙印，渗入了不少诸如海外侨胞的输捐和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新的因素。

　　传教士李提摩太赞美了清廷的赈灾工作，“与中国政府本身的工作比起来，外国人的努力最多不过是桶里的一滴水。在豁免税务和直接给予山西赈济之中，它至少给予了200万英镑。”他们赞扬了清廷在饥荒区域禁止罂粟种植的努力，将饥荒看作对英、中两国的教训，并批判了英国的一些对华政策。

　　但是，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破坏力量，清廷的赈灾实际只是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又因为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性”开放，清廷国家生产力、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迅速下降，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动荡的冲击下，仓储又发生灾难性损耗，朝廷，再也无法像18世纪的盛清那样赈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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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戊奇荒是一次旱灾饥荒，指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 1877 — 1878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特大灾荒，饥荒是人民的灾难，又是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良机，有所谓“一欠等三收”。

　　简介

　　丁戊奇荒，是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

　　发生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灾荒的主要原因是持续四年的旱灾，但也有人祸，有人说是因为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在晚清时期，官员向农民征收的税种十分多。同时，由于农业技术的低下，收成好时都不能温饱，更不要说大灾了。

　　也有人说是当时清政府公开允许种植鸦片(土药)，导致农村大量土地种植利润更高的鸦片，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小。地方各省官员禁止本省粮食出省，对邻省搞封锁，也加剧了灾情。还有人认为是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造成了粮食的减产。如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坚持斗争长达20年。清政府在镇压这些起义时需要从全国调兵遣将，犒赏三军，这对农业的破坏是致命的。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灾情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旱情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干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救治方法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

　　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丁戊奇荒的赈济，主要不是靠政府力量，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灾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间赈济，一是江南士绅自发到华北特别是山东赈灾，赈灾的重点对象是儿童;二是外国教会也积极赈灾，但在河南省遭到强烈抵制，传教士甚至无法在河南省立足，但传教士在山东省获得了部分成功。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翻看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战争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流民者，饥民也。与其缉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控制灾民。

　　地处灾区的天津固然要严防死守，连远离灾区的江南，也到处是“粥厂”。数百万灾民拥进锦绣江南，地方官绅们竭尽全力，层层堵截，“就地留养”。

　　江苏巡抚吴元炳从最北边的、远离江南的徐州就开始设卡拦截，当徐州的官员还对开办粥厂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经费不能落实时，堂堂的吴元炳立即带头捐款。

　　徐州往南，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再往南，扬州成为拦截收容灾民的主阵地。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本有军营旧址，如今砌上围墙，只留一门。四边再挖掘壕沟包围，俨然一个大监狱。被收容于此的灾民，一律编号分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地方政府官员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荒开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灾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底，苏州收容的灾民已经超过二万人，情况危急。而大量的灾民继续南下，最后连杭州城内也人满为患，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借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队长”。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三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社会影响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丁戊奇荒”影响江南的首要表现，便是北方灾区的大批饥民纷纷涌入江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素，江南地方精英很快动员起来抵御难民潮。其中，苏州绅士谢家福于光绪三年二月初便做出了越过本籍地界救荒的尝试。这种努力构成了李金镛等人行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可以肯定李金镛苏北救荒行动的基本性质，与后来被公认为晚清义赈的那种赈灾机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江南社会应对外来难民潮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依然没有越出护卫乡土的范围。不仅如此，光绪三、四年出现在江南的社会舆论，最盛行的也是一种基于江南地方本位的思路。可见，由于忽视了地方性视角，以往研究当然未曾对这种立场及其在这场灾荒期间的各种表现给予注意，也就无法准确把握光绪二年底江南士绅的苏北行动的具体背景和实际性质。这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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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李提摩太之问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

　　1、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2、山西：李提摩太“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3、天灾背后的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如据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对于“李提摩太之问”，当年的《申报》，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却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惟种植规模略逊山西。

　　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预期的抢大户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达山西时，饥荒已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抢光。

　　谢家福的“抗夷大业”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场波及上亿人、覆盖整个北中国、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如山东、河南等地的抢大户)。但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2、“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写道：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严峻”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3、“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有了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但谢本人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这种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谢的行动，证实了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表示，自己愿意与其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难，谢氏也每每以“抗夷大业”自我鼓励：

　　“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将活动经费高度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有觉悟，愿意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救济儿童。

　　谢在日记中说：对上述决定，自己“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4、士绅“抗夷大业”之成效

　　在各种不同场合，谢家福反复阐释“敌夷”重于“赈灾”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辩解，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为便于阅读，对这段日记略做了通俗化处理)

　　谢家福对洋人之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

　　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比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禨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在士绅的鼓动下，部分灾民也怀有强烈的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比如，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亦有灾民不肯接受赈济，还助力当局传播传教士“心怀叵测”之说。对此，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西方传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之中，自然有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当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非常良好的影响之后，传教士们决定将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对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对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对士绅而言，“华夷之防”乃是大义，赈济灾民不过小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针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不是因为他们的赈灾活动弱化了社会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全面转移了灾区、非灾区士绅们的矛盾指向。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了士绅们眼中的“头号敌人”。失去了士绅参与的农民暴动，缺乏底层资源整合能力，也无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其结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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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灾难还要从光绪元年说起，光绪元年的时候北方各省都开始出现了干旱迹象，京师和河北从开春就显示了灾情。到秋后的时候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出现了灾情，因为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国库空虚，赈灾效果微乎其微。

　　光绪二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由于1859年清政府宣布国内种植鸦片合法化，山西农民就开始种植鸦片，据说当时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饥荒来临的时候各省限制粮食外流，山西因为存粮少，所以提前进入重灾区。关于山西的饥荒有多惨可以参考《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同年直隶地区因为旱灾引发蝗灾，当时蝗虫遮天蔽日的把残存的庄家吞噬精光。到夏天的时候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就这一年之内，直隶省遭受了水灾，蝗灾，旱灾。

　　同年山东全年皆旱，除了一小部分遭受直隶省水灾牵连，其他地方全部遭遇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

　　同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而且当时的灾民为了苟延一息用小石子磨成粉和水吃，或掘观音土充饥，结果就是“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光绪三年悲剧发生了，当时重灾区山西开始了人吃人，吃死人，卖人肉父子母女相食，人骨当柴烧，以延残生。据夏县水头镇牛庄村《丁丑大荒》碑记所载，到光绪4年6月，“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牛庄村共绝户172家，死男女1084人，总计人数，死者7成有余。

　　当时的曾国荃为了拯救山西，做了几项措施。1，让户部颁布了虚衔实职空缺执照各两千张，直接卖了换钱卖粮食，这是第一次卖官做好事。2，纠集湘军进入山西保持灾民秩序，3，利用个人名誉来为山西借钱，曾国荃为山西筹款，可谓使尽了手腕，以至摆出强硬态度，欺压朝廷再三拨款，为山西换来拯救银子。据不完全统计，曾国荃筹集赈灾银两一千二百多万两，食粮一百三十多万石，救援哀鸿三百四十余万人。

　　同年河南、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据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光绪四年瘟疫爆发了，当时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但就是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旱灾还没有缓过来，瘟疫就已经来到。因为光绪三年和光绪四年是灾难最严重的时期，光绪三年为丁丑年，光绪四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光绪五年地震爆发了，当时山西仍然大旱，但是直隶、山东都已经开始降下甘露，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终于大地有了一点绿色。当旱灾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终于到头的时候，人们正要开始重建家园的时候，甘肃武都发生了8级大地震，这次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2000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也有震感。此次地震仅文县荒凉之地就有1万多人死亡。

　　旱灾、瘟疫、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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