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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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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其内容应包括“河北事件”及《何梅协定》;“张北事件”及《秦土协定》;“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些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华北地区,故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华北事变始末:是否签字引发对何梅协定的争议?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即以“分离华北”为侵略中国的近程目标,挑起了“华北独立运动”。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制造或藉口各种事端,压迫中国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尝试。

1935年5月2日,天津日租界中的《振报》社长白逾植与《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同时遭人暗杀。白、胡两人都是亲日分子,因此北平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当即发表声明,谓此案系中国官方主使,乃“对日本之非常侮辱”。

5月15日,“孙永勤事件”发生,使日方多了一个挑事的藉口。孙永勤系热河农民,因不堪日、“满”压迫,集众反抗,沦为绿林。当其活动于热河境内时,伪“满洲国”颇受其扰,故国民政府方面有称孙为义勇军者;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侧的河北遵化县,依旧抢掠烧杀,华北当局遂将其视为土匪,由战区保安队会同日军加以剿灭。但事后日军却表示遵化县长接济孙永勤,违反塘沽停战协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除抗议白、胡暗杀案外,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暗中排日,于学忠恃张学良为后援,不奉中央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将领),要改善华北中日关系,必需去除此两大因素。

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亦发表声明,指责中国佯装亲日,实际上专事抗侧活动,谓孙永勤在热河与停战区内,均受于学忠支持,故华北驻屯军将“依停战协定所赋与之权利,采适切有效之自卫手段。

酒井隆当时已取得参谋本部主管课及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默许,决定向中国施压,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党务机关,及排日人物退出平津一带。5月26日起,北平、张家口已有日本飞机示威,27日,武装的日军在天津街上游行,故意在河北省政府(设天津)、天津市党部门口喧闹。何应钦也知道平津日本武官已向军部建议,先去于学忠与张廷谬(天津市长),减少中国驻军,要求党部及宪兵团撤退,以去除蒋、张在华北的势力。

酒井与高桥在29日共同发表声明,藉口白、胡暗杀案及孙永勤事件,污蔑中国以平津为据点。破坏塘沽停战协定,故日军认为有越过长城,强使平津成为非武装区之必要。当日下午,酒并与高桥先后至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北平军分会,质问暗杀案指使者、接济孙永勤之责任、蒋介石对日亲善之真诚等问题,并要求撤换官吏、撤退对日不友善机构、撤退部份军队等。从5月29日至6月9日,酒井与高桥先后三次往见何应钦,提出各种要求,日方同时增兵平津与北宁路沿线,酒井并公开表示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攻势,明示威胁。何应钦一方面应付,一方面连电中央请示,对日方迭次提出之要求,先后应允并采取行动的项目包括:

一、撤换人员方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职,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团副丁昌、天津市长张廷得、公安局长李俊襄、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等免职。

二、解散、撤退”排日“机关方面:军分会政训处、军事杂志社、宪兵第三团特务处、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等解散,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党部停止工作,励志社北平支部撤退。日本人另要求解散蓝衣社,何应钦则否认有此团体。

三、军队撤离方面:五十一军随于学忠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撤出河北,中央军的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廿五师以”剿匪“为名,调离河北,宪兵三团也调出北平。

四、排日行为之禁止:何应钦以军分会代委员长名义,于6月8日发下手令,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国民政府更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虽未明示”睦日“,实际上是禁止排日令。

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日本人视于学忠为张学良的代理人,必欲去之而后快。早在1934年12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议将河北省政府自天津迁往保定,以免日方藉口寻衅,但于学忠则受命而不行,迁延不遵。而1935年5月27日日方施压后,于学忠就马上于5月31日将省府匆忙迁往保定。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此时迁保,系出被动,似应从缓。”于学忠仍于6月3日离天津赴保定。对此,汪精卫颇不谅解,曾指责于学忠迫于“日军在省府门前示威,始仓皇迁保,中央命令,不若强邻恫吓之有效,思之可为痛心”。

6月9日,何应钦当日用电报告知蒋、汪,电文如下:

今日酒井来见,对于此间已办诸事认为尚未满足,并谓以下四点仍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理:(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以二)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郁离开河北省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并谓(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并请于文日(12日)正午前答复等语。如何,乞赐示。

此后大约两小时,何应钦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蒋、汪,内容是:

酒井顷托人来告,彼接军部电,河北省内党部取消及中央(军)撤离冀境两事必须办到,并需于文日以前答夜,又云如将今日所提各项办到,则河北问题即可告一段落;又谓此事完全由驻屯军负贵办理,如我方再向外交界进行接洽或其他策动,则恐事态益致扩大不易办理等语,谨闻。

对于酒井最后要求的这四项,蒋、汪的反应稍有不同,蒋在6月9日回电复何应钦表示:

中央军南移问题,决难接受,应一面暗中布置固守,以防万一;一面多方设法,尽力打消其要求。其余各节,准可速办。事机急迫,一切仍请兄相机处理。至中央军不能南移,及南移后不特不能消饵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另详复汪先生电中,已另录奉达矣。

蒋《复汪先生电》解释的中央军不能南移理由是:

中央军一旦撤退,则两广更有辞可借,发动开府,内外交逼,是时我国政府对国际固难措手,对民众大失仰,诚益陷窘境,无可为计矣。

汪的看法与蒋不同,他在6月9日回复何应钦的电文是:

顷约中央负责同志会商决定,佳未来电所开四点,均宜由我方自动先办,其一、四两点,明晨临时会议通过,即行奉闻,其二、三两点,请先即办。若此四点我方已自动先办,而日军仍进占平津,则只有出于一战。

当时蒋因围剿长征的红军,身在成都,未能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会议。河北事件初起时,蒋、汪曾有默契,在事急紧迫不及相商之际,由汪负责先行决定,蒋若不赞成,再行改正。6月10日,汪在南京主持国防会议,虽然蒋前一日已有反对中央军南撤之意见,但汪认为:“中央军现驻河北,只有二师,即使撤退,其他军队为数尚众,忍痛承诺,较之平津重开战祸为害较轻”,故会中仍决定接受酒井的四项要求。汪并将结果立即电告何应钦:“今展中央紧急会议,对于河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由秘书处电达;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府重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

到6月10日止,日方各项要求均系以口头方式提出,何应钦亦以口头方式应允,且出以具体行动,故何应钦本以为事件到此已告一段落。没想到6月11日高桥坦却送交军分会一份自拟的觉书,要求何应钦签字后送回,后来引发了是否有“何梅协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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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日军的荒唐借口:县长支持孙永勤部抗日

  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

  史书上有关孙永勤的记载并不多,他1893年生于今兴隆县孙杖子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其人脸膛黝黑,身高近一米九,俨然铁塔一般,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在家乡黄花川一带威望很高。当时军阀汤玉麟统治热河,因为汤横征暴敛,弄得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为保护家乡,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成立火会。孙永勤先后被推举为黄花川火会副头领、头领。由于他不畏强敌,多次打退土匪的骚扰和进攻,在当地赢得了“黑脸门神”的绰号。

  拒绝日寇收枪1933年3月4日11:50,日军川原挺进队共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孙永勤对汤玉麟不战而逃非常愤怒。当他听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东西两侧用大刀重创日军后,不禁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他和好友关原有积极搜集日军情报,并连夜赶到喜峰口,向二十九军汇报日军大规模调动的情况,受到了二十九军将领的褒奖。

  日军占领热河后,强力推行“铳器回收”政策,逼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武器弹药。孙永勤率领的火会拥有五十余杆枪,远近皆知。为此日伪先后多次派人前来抓捕,但都未得逞。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县办事处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二百多名武装警察来到黄花川,逼迫交出孙永勤,交出武器。孙永勤虽最终逃脱,但李海山抓走了十余人,并限三日内交人交枪,否则便把抓走的人一律杀掉。孙永勤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与赵四川、关原有、马宝德、赵林、赵来、赵友六位好友共商大计。几位弟兄异口同声表示追随孙永勤抗日暴动。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四川等人回到黄花川。他找来火会剩余弟兄,一行17人来到村边一座大庙里歃血盟誓:“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孙永勤站在村里的一座碾盘上,向村民们公开宣布,自今日起,成立“民众军”,抗日救国!并在村里竖起一面大旗,上绣“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16名弟兄一致推举孙永勤为民众军军长。

  拒绝日伪劝降

  1934年5月上旬,民众军已发展到了五千多人。孙永勤把各路人马集中到了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休整。中共遵化县委派军事干部徐英、张志全与孙永勤先见了面,随后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路也上了五指山。他们向孙永勤讲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建议他把“均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孙永勤接受了这些主张,把他领导的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出现了新气象,实行了新的作战策略。

  6月初,第一总队转向舍身台方面活动,与追来的三百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三百多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反正抗日。

  6月22日,抗日救国军二千多人围攻宽城,激战三昼夜后,考虑敌人援兵将至,遂撤出战斗。赵邦海中队转移途中,在九虎岭与大批日军遭遇,伤亡近百人。关原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歼灭日军一部,残敌只得向平泉逃去。

  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8月,伪热河省公署派出两个“特使”到救国军驻地“劝降”,并将伪热河省公署任命孙永勤为热河省讨伐大队队长和任命赵四川、关原有、张福义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的委任状当面呈送给孙永勤。孙永勤勃然大怒,随即将“委任状”撕毁,厉声痛斥汉奸:“你们不要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两个汉奸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血战日军第七师团1935年3月底,抗日救国军何广永部在兴隆县大厂村小石门(江湖峪东)抓住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栩藤,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税关总长,是到罗文峪税关视察的;另一个叫佐佐木,是罗文峪税关署长;中国人是翻译,叫郑宏彬,东北人。经交涉,最后栩藤答应给一千支三八式步枪和二十万发子弹。

  孙永勤对他的承诺虽半半疑,但救国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增加枪支弹药,对此也抱有一线希望,便以栩藤为人质,逼日本人就范。4月初,孙永勤主力八百多人东渡滦河,登上承德县的老梁隐蔽。翻译郑宏彬因伪装同情抗日,放他回去促办栩藤许诺的枪弹。结果,因其告密,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从承德、兴隆、青龙集结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老梁,郑宏彬又带着五百多日军和六百多伪军也围攻老梁。拂晓,日军沿着两条路盘山而上,三架日本飞机在空中助战,地面的日军用机枪、毒气弹发起疯狂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抗日救国军牺牲九十多人。天黑后,孙永勤带领多名攀山能手,隐蔽地从东南攀上崖顶突然猛烈开火,将崖上三十多名日军全部击毙,然后砍一株长长的大柳树在两峰对峙的峡谷间搭上一座独木“天桥”,七百多名抗日救国军战士通过天桥偷渡下山。经过一天急行军,撤到王厂沟。部队刚要吃饭,日军又摸过来,救国军战士只好饿着肚子连夜撤退到梅树洼,绕路奔平顶山、河口。老乡们说那里驻着几百名日军,救国军从日军驻地旁绕过去,赶到关家沟时快天亮了。刚端饭碗准备吃饭,日军又从王宝石方向追上来。孙永勤愤怒地说:“打!不能再走了!”救国军在东梁上打退了日军。孙永勤率部队到饮马坑,把住河口南山,激战中毙敌几十人,可孙永勤腿肚子也被子弹打了个洞。军长负伤后,关原有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战士们抬着孙永勤,天黑以后撤退到张杖子、马架沟,连夜突破日伪军的包围圈,隐蔽到森林茂密的蘑菇峪境内天明村南大台,这样才彻底甩掉日伪军的围追堵截。部队休整一天后,隐蔽地穿插到洒河畔的青杏沟,与李连贵的第四大队会合。

  对孙永勤这支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这样记述:“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旅,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次虽有驻屯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锋锐,势力得渐次增大。”

  孙永勤、关原有英勇牺牲

  1935年4月,抗日救国军整军南下。在兴隆洒河川一带,部队又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急忙调动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他命山田楠二大佐所部讨伐孙部,另派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三县警察组成讨伐队六千多人向抗日救国军扑来。在兴隆半壁山,讨伐队将孙部团团包围。日军出动了飞机助战,并悍然向抗日救国军阵地投掷毒气弹。战士们用陈旧的武器与日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毙伤日伪七百多人,但救国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孙永勤、关原有牺牲,战斗严重失利,抗日救国军不得不撤往长城沿线。救国军官兵除部分突围外,其余全部殉国。救国军失利后,日军在孙永勤、关原有遗体前列队志哀,之后将二人头颅割下,带往承德示众。后来幸存的官兵或再次拉起队伍与日军血战,或参加八路军,很多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国民党政府方面执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对热河省的大片国土拱手相让。7月6日,何应钦在日本侵略军的通告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何梅协定》正式出笼。《何梅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为日本实现其先夺取河北与平津、然后完全吞并华北的计划提供了便利条件。轰轰烈烈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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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经过:日军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10月20日,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限20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见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转而先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5月31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张北事件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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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解析:日军武力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作为侵华急先锋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好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

  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 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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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结果: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5~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国民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察东全部撤退,撤销察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为进一步吞并华北,日本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阴谋成立“华北国”。

  10月,日军在河北省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收买汉奸举行暴动,占领香河县,成立汉奸政权。11月,又策划了“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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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影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1] 。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最后,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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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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