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剑三先生

　　杨时，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位理学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杨时简介。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公元1053年出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熙宁九年考取了进士，担任过知县、工部侍郎等官。杨时的理学思想是他一生中的闪光点，他对理学的传承和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杨时画像

　　杨时在年少时，就十分的聪明伶俐，读书成绩也十分的优秀，于是大家都叫他“神童”。杨时虽然是个理学家，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读的儒学，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佛学。杨时在八九岁时就已经会作诗赋了，在明溪县那一带十分有名。二十四岁时，考取了进士。

　　考取了进士之后，杨时被授予司户参军，但是他用生病这个理由没有去赴任，而是专心的研究理学，写了《列子解》这一本书。后来杨时去到洛阳，拜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颢为师，一心钻研理学。在当时，与游酢、伊熔、谢良佐一起成为了程颢门下的四大弟子。那个年代的学者大多都是学的佛学，只有杨时只衷心学习理学，因此杨时在拜在程颢门下之后，对于理学的学习有常人无法比拟的长进。

　　学成之后，杨时去了徐州，担任司法一职，在职期间，又撰写了《庄子解》一书。不过杨时对于的理学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停住了脚步。在杨时四十一岁时，又去拜了程颢的弟弟同为理学大师的程颐为师。当时的杨时，其实在理学方面已经有很高的造诣了，但是他依然虚心求教、勤奋好学，终于学到了程门理学的真谛。

　　杨时继承了程门理学，又对后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非常深的影响，所以说杨时在理学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以上就是杨时简介。 ...查看更多

　　杨时，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位理学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杨时简介。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公元1053年出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熙宁九年考取了进士，担任过知县、工部侍郎等官。杨时的理学思想是他一生中的闪光点，他对理学的传承和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杨时画像

　　杨时在年少时，就十分的聪明伶俐，读书成绩也十分的优秀，于是大家都叫他“神童”。杨时虽然是个理学家，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读的儒学，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佛学。杨时在八九岁时就已经会作诗赋了，在明溪县那一带十分有名。二十四岁时，考取了进士。

　　考取了进士之后，杨时被授予司户参军，但是他用生病这个理由没有去赴任，而是专心的研究理学，写了《列子解》这一本书。后来杨时去到洛阳，拜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颢为师，一心钻研理学。在当时，与游酢、伊熔、谢良佐一起成为了程颢门下的四大弟子。那个年代的学者大多都是学的佛学，只有杨时只衷心学习理学，因此杨时在拜在程颢门下之后，对于理学的学习有常人无法比拟的长进。

　　学成之后，杨时去了徐州，担任司法一职，在职期间，又撰写了《庄子解》一书。不过杨时对于的理学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停住了脚步。在杨时四十一岁时，又去拜了程颢的弟弟同为理学大师的程颐为师。当时的杨时，其实在理学方面已经有很高的造诣了，但是他依然虚心求教、勤奋好学，终于学到了程门理学的真谛。

　　杨时继承了程门理学，又对后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非常深的影响，所以说杨时在理学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以上就是杨时简介。 ...查看更多

　　杨时(1053—1135)，字行可，后改字中立，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将乐人。北宋哲学家、文学家、官吏。

　　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生于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即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龙湖者，龟山公所生之处也”。《宏农杨氏族谱》、《房谱》，日本上野图书馆万历《归化县志》和-立图书馆清《归化县志》载：“龙湖旧隶将乐县，明成化六年析创归化县(明溪)，杨时亦为归化人。”龙湖有龟山，时自号龟山，学者称他“龟山先生”。杨时4岁入村学，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明溪龙湖凤凰岩有杨时读书处。杨8岁善写诗文，人称神童。15岁离家赴邵武读书。21岁在将乐含云寺讲学。常与张驾、陈瓘和杨希旦等研讨，长进快。24岁中徐铎榜进士。25岁授汀州司户参军，以疾不赴任。元丰四年(1081年)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在河南洛阳讲学，颇负盛名。这时，29岁授为徐州司法的杨时，却与同学建阳人游酢到颖昌拜程颢为师。后来，成为程氏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拜别程颢南归以后，仍与程经常保持书信往来，深入探讨哲学问题。

　　元丰六年(1083年)，杨时赴徐州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杨时除在徐州设灵位哭悼外，同时还向各处学友发讣告，极尽师生情谊。

　　元祐八年(1093年)，杨时为湖南浏阳知县。他与游酢绕道洛阳以师礼拜见程颐。不巧程颐正在打瞌睡，为了不惊动老师，两人站在门廊外等候，此时天正下大雪，待程颐醒来，见门外两人站立，且地面积雪一尺多厚。后来“程门立雪”的故事，被传为尊师的千古美谈。

　　杨时历任司法、推官、判官、教授、知县、工部侍郎等官职47年。他勤政爱民，不畏权势，公正不阿，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向他求学。

　　绍圣二年(1095年)，浏阳适逢灾害深重，农业歉收，作为知县，他深知民间疾苦，一面-反映灾情，请求减免积欠，拨米赈饥，一面组织当地殷实户出米施粥，以救饥民。后因被朝廷派驻潭州(今长沙)，漕师胡师文颠倒是非，以“不催积欠罪”免了官职。

　　崇宁五年(1106年)，杨时在余杭县任知县。当朝太师蔡京听信风水先生的胡言，以“便民”为借口，要在余杭其母墓前开塘蓄水，民怨载道。杨时深入实地调查勘察，证实“便民”是假。冒风险为民-，奏准取消这一工程，县民十分感激。

　　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在萧山任知县，适逢旱灾。他亲自实地勘察，听取长者的意见，决定筑湖蓄水灌溉农田，根治旱害。湖建成后，可灌9个乡的农田，受益面积14万亩。今日萧山的“湘湖”，农田仍受其惠。

　　宣和六年(1124年)十月，在理学界声望日重已72岁的杨时奉召入京任秘书郎，后历任著作郎、国子祭酒、给事中、直学士、工部侍郎等官职。他力主抗金救国，反对投降议和，多次呈奏抗金方略。他说：“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燃，当奋励以竦观听，若示以怯弱，则事去矣!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城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制胜。”由于昏庸的皇帝为0臣所惑，这些铮铮忠言未被采用。

　　杨时是理学中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中介人物。他曾在今镇江、常州、无锡、余杭等地著书讲学，各地学者慕名而至。杨时的闽学“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豫章)、李(延平)、朱(考亭)之绪，”使理学有较大的发展，并由中原传播到八闽和东南亚各地。因此，被后人尊称为“闽学鼻祖”。在当时的高丽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杨时的哲学思想源于程颢、程颐，以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吸取佛、道两家的部分主张，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杨在自然哲学方面是唯物论者;在精神哲学方面却是唯心论者。

　　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是：“致知必先于格物。”他对程氏“理一分殊”也有所发挥。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他主张共同抗御外侮，以巩固大宋江山。他也主张道德教化与刑政法治并施来管理国家。

　　建炎二年(1128年)，杨时已76岁，他以年老多病告老还乡。高宗授他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余年。杨时坚辞不受，只恳求：“乞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闽人十分感激他。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二十四日，杨时逝世，十月二十二日葬于将乐县城水南。享年82岁。

　　杨时逝世后，宋高宗赐他为左太中大夫、太师。谥号文靖。绍兴十二年(1142年)追封为吴国公。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在龙湖建有“德星坊”、“杨龟山先生故里”石雕牌坊(石牌坊字刻，今珍藏县博物馆);孝宗赐为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庭。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杨龟山先生集》42卷、《龟山语录》、《二程粹言》、《春秋孟子义校正》、《曾肇行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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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名字传扬久远，而他的老师李侗，人们却知之甚少。李侗(公元1093年—1163年)，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崇江里樟林乡(现南平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人，人们称他为“延平先生”。

　　李侗年轻时曾拜杨时的弟子罗从彦为师，后来他又成了朱熹的老师，杨、罗、李、朱师生四人都是理学大师，古称“延平四贤”。

　　李侗得罗从彦真传后屏居山田，谢绝俗务，悉心研究理学达40多年之久，他把朱熹传授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真谛及“二程”(程颢和程颐)的“性理”之学，传给了朱熹，朱熹进一步发展了李侗的阐释义理兼生命为主的学说，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个学说认为“理是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高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境界，虽然背离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史观，但认识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

　　李侗的理论主要有“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说人在认识上有了疑问要通过“静坐思之”，才能激发人的智慧和灵性，才能达到“明人伦、察天理”的认识高度。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理一分殊”，说研究问题要一事一事地反复推寻，要循序渐进，“别穷一事”，这里有着从特殊到普遍的朴素的辩证法，实属难能可贵。

　　李侗墓祭扫活动

　　李侗学问渊博，造诣颇深，虽然他深居简出、闭门读书，对天下大事的计划谋略和远见卓识却令人惊叹。当时名士朱熹、罗博、刘嘉誉等均拜倒在他的名下。

　　1126年6月，孝宗皇帝宣朱熹进京探讨对时局的看法，动身前，朱熹专程拜访了李侗，李侗是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爱国者，他竭力主张抗金，反对与金兵议和。他对朱熹说了三点：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的理由。三述古圣王制敌之道。朱熹谈了上述三点，孝宗甚喜，对朱熹更加赏识。

　　朱熹发展了李侗学说，主张人际间交往应做到“交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的兼爱思想。说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人之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说“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治国安邦与“正心术、讲诚信”的理学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朱子家训》中的“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亲也。”以及“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等，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相一致的。

　　李侗一生淡泊名利，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只有《萧山读书谈》、《论语研究》等少量著作，但他的语录颇多，由朱熹编成《延平问答》，后人又把它辑成《李延平先生文集》。

　　李侗一生不愿为官，为人耿直，嫉恶如仇，退居林下后，还流传一些如何与地方权贵斗争的动人传说故事。

　　李侗在家养老，从不以大师自居，他衣食简朴，平易近人，平时很少出门。当他得知在他的邻村罗坑村出了一个“张三府”(管辖建宁、邰宁、延平等三府，故人称“张三府”)，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就想找个机会治一治这个狂徒。

　　一天，张三府从延平府启程回罗坑村祭祖，一路上浩浩荡荡，鸣锣开道，好不威风，当经过李侗住的樟岚村时,以往都是迳直过去,从不下轿子,李侗原本并不计较这些礼节,这次想要教训他一下,李侗事先对一个老仆人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当张三府的轿子往村子大路上行进时,轿子突然停住了，张三府掀开轿帘一看，原来路中间摆了一张太师椅，椅背上披了一件太师的官袍,椅子旁边还坐了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老仆人。张三府猛醒到，他得罪了李侗了，慌忙下轿，朝着官袍作揖，又央求坐在椅子旁边的老仆人，让他多向太师说说好话。但那个老仆人一言不发，背起太师椅，连正眼也没看一下张三府，扬长而去。弄得张三府好生尴尬，只好徒步走回罗坑村。张三府从此也收敛了许多。李侗惩戒张三府的故事在乡间广泛流传。

　　隆兴元年，李侗应福唐(福州)太守伍应辰之邀，赴福唐讲学，不幸于同年十月十五日病逝于府治之馆，享年71岁，归葬于延平炉下瓦口村，谥文清。清康熙曾御笔亲题“静中气象”四个大字，今仍保存在李家祠堂。

　　去年4月6日，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瓦口村隆重举行“公祭先儒李侗大典”， 瓦口村的李侗墓前彩幅、鲜花、古乐一应俱全，人们按古礼向这位先哲焚香致敬。南平市延平区区委书记张国旺在典礼上讲了话，表达了全区人民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始建于宋代的李侗宗祠，虽经清朝时重修过，但毕竟年代久远，风雨剥蚀，破损严重。去年5月，由市、区两级政府的宣传部门牵头，采取社会捐款，族人参办的方法修葺一新，并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参观和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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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侗(1039——1163)，南宋学者，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现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人，学者称延平先生、文延平，与杨时、罗从彦、朱熹并称为“延平四贤”，又尊称“闽学四贤”。他祖父、父皆以儒学起家。李侗24岁时，始学于罗从彦，尽得其所传。从学后，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教授乡里，专心圣人绝学，体验四十余年，李侗以有朱熹这样的高足而著称于世。

　　李侗研究学问提倡“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认为人在认识上有了疑问，要通过“静坐思之”，激发人的智慧和灵性，即明人伦、察天理。肯定儒学和佛道的不同，在于掌握“理一分殊”。他要求创设一个安静的思维环境，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佳的思维效果。

　　李侗在认识论上提出了“融释”说。曰：“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融释”二字下得极好，它指的是对事物对象的透彻理解。提出了循序渐进的认识方法论，由量变到质变的认识该事物的特殊本质，进而推之万事，“融释”万物的辩证思维过程。这里，李侗已用比较古朴的语言阐述了认识过程中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李侗在学问上造诣颇深，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朱熹的父亲朱松是李侗的学友，他于绍兴二十三年从同安徒步到延平投学于李侗门下，当时朱熹方24岁，而李侗已经61岁了。从绍兴二十三年至隆兴元年李侗病卒为此，此间十年，朱熹先后六至延平、五访李侗先生。朱熹每至延平都住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寺。公元1162年6月，孝宗帝召朱熹进京陈述政见，朱熹在进京前专程请教李先生面见皇帝时该说些什么，李先生嘱其上朝后应：“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宋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这三点不仅道出了李侗学术之见，也反映了他抗金救国的政治主张。他将河洛理学传给朱熹，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史称“程朱理学”。

　　李侗性拙朴，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醇然有处士之风。其主要著作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等，其语录由朱熹编为《延平问答》，后人辑有《李延平先生文集》。

　　李侗还以黄庭坚称赞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经常诵读，要求学生牢记心中，所以后人都以“静中气象”、“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称颂李先生的品德。

　　隆兴元年，李侗应福唐守伍应辰之邀，赴福唐(今福州市)讲学，不幸于隆兴元年十月十五(1163年11月12日)病逝于府治之馆，终年71岁，归葬延平炉下瓦口村，谥文靖，朱熹前来参加会葬并撰行状。清康熙四十五年曾御笔亲题“静中气象”四字赐李氏家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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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颖、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县城西五里处一胜景)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语)。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宋史》本传)。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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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北宋熙宁五年(1072)八月十三日生于南平罗源里(今南平市东坑乡罗源村)。

　　宋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含云寺拜见杨时。经杨介绍，他出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五经。政和二年，杨时任萧山知县，罗从彦从沙县赴萧山学习。政和六年，收南平李侗、婺源朱松为学生。政和七年，赴毗陵(今江苏武进等地)杨时门下求学，“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重和元年(1118)，“筑室罗源山中，绝意仕途”，潜心著述。宣和元年(1119)写成《语孟师说》。宣和六年，应学生朱松邀请赴尤溪作《书斋记》。靖康元年(1126)著《遵尧录》。南宋建炎二年(1128)著《台衡录》。绍兴元年(1131)成《中庸说》。还著《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

　　罗从彦一生除在绍兴二年(1132)以特赐进士衔，官授广东博罗县主簿4年外，几乎都在求学、讲学中度过。他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多，然潜思力行，任重指极，推仲素一人而已。”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伦理道德和人物关系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他在《罗豫章先生集》中写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他强-育的重要性，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0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门生李侗和三传弟子朱熹影响极大。

　　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弟出身所决定，他曾与学者论道：“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罗从彦这种思想，对朱熹有很大影响。

　　罗从彦提倡苦学，而且十分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治学必须排除外界干扰，因此，“尝会愿中(即李侗)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这种提法经李侗传到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朱熹认为，读书要做到“三到”，即眼、手、心到，而心最重要。

　　罗从彦对从政看法亦颇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他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宋绍兴六年(1136)罗从彦卒，享年64岁。淳祐七年(1231)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诏赐从祀于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奥学清节”赐赠罗从彦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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