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之后，实行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也是东亚唯一一个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一举成为东亚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开始向亚洲大陆进行扩展，妄称要建立东亚共荣圈，其中朝鲜是其进入东亚腹地的桥头堡，在日本的侵略下，朝鲜王朝统治者成为日本在朝鲜扶持的傀儡政权。

　　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经过和其他兵变的模式一样，都是由于对当权者的不满，希望建立新的政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朝鲜王朝主权丧失，国家财政困难，国家积贫积弱，连续十三个月发不出军饷，并且日本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横行霸道，激起了士兵们的不满，在汉城士兵柳春万、金长孙的带领下。

　　起义军策划兵变，起义士兵信后捣毁了官府，并且包围了王宫，将当权者闵妃赶出朝鲜。起义很快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很多民众加入起义军，并且烧毁了日本公使馆杀害了日本大臣，拥护之前的失势者大院君李昰为王，但是李昰仍然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既得者，即使起义之后，仍然实行封建主义专制，在位只有一个多月，便遭到日本和清政府的干预，派兵帮助闵妃镇压国内的起义军，之后实行更加严酷的封建统治。

　　壬午兵变经过比较简单，但是兵变的意义巨大，它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体制下的人民对特权阶层的不满的表现，是朝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起义，意义非凡。 ...查看更多

　　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对外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同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中国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高宗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了“ 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到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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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了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了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了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

　　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了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是朝鲜政局的一次大洗牌，朝鲜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势力已经重组，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朝鲜高宗也在兵变后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了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壬午兵变是朝鲜由传统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性事件。

　　壬午兵变还直接导致了外国势力对朝鲜渗透和干涉的加剧，并且是近代朝鲜问题国际化的契机，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和朝鲜也于同年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因此，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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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午兵变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起叛乱事件而被否定，朝鲜高宗曾表示：“……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嶪，赔款至于巨万，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 [45] 在当代，朝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主体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高度肯定，将其上升到“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的高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卖国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1982年，即壬午兵变爆发100周年之际，朝鲜历史学家李钟贤在朝鲜《历史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壬午兵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极端腐败堕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横暴干涉而日益激化了的社会与民族积愤的大爆发;是开港以后，穿着军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打击封建压迫、保卫民族主权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参加暴动的军人通过给予日本侵略者和闵妃反动统治集团以巨大打击来摆脱封建和民族的奴役，保持人的尊严，从而表现了自己坚定决心和意志。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先进思想和正确战略战术的指导，以致军人暴动没能击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攻势，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还对壬午兵变中的大院君评论道：“大院君在遇到决定自己政权命运的危急情况时，不是采取打退外来侵略势力的有效措施，而是打算依赖封建中国的势力来击退日本的侵略阴谋。……大院君的被绑架，是他想依赖大国来维持自己统治权力的事大主义所产生的悲剧性结果。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性论据，它表明一个人如果搞事大主义，就要像大院君那样变成一个傻瓜。”

　　韩国史学界则对壬午兵变的评价并不是那么高，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称呼沿袭了带有贬义的“壬午军乱”(????)。韩国史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作为“开化与守旧的冲突”之一环。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写道：“壬午军乱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层民众展开的抗争，因此尽管是暂时的政权更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壬午军乱对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并指出：“城市下层民众的抵抗运动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政权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壬午军乱)只在破坏中世社会体制方向上发挥了作用;虽然显示出短时间推翻政权的强硬力量，但与近代社会体制形成的契机相比，(壬午军乱)只是促进中世社会体制崩溃、解体的运动。”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则认为壬午军乱打断了高宗推进的开化政策，“军乱的漩涡中兴奋的军人火烧了日本公使馆，乘这个机会日本对朝鲜实行强压政策。……中国以搜捕主谋为由派遣军队，实际上它不想让逃出其影响圈，反而要使朝鲜成为中国的属邦。军乱造成了一下子多出两三个甚至更多敌人的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与君主高宗和辅佐他的官僚们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鲜和韩国之所以会对“壬午兵变”有这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朝鲜是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而韩国则是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日本最初称这次事件为“朝鲜事变”，后来由于朝鲜的变乱实在太多而改称“壬午事变”。日本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政权的内斗，更是一次类似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排外骚乱，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现今日本对此事件评价较为中肯。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国神社。

　　中国近代著名评论家王芸生评价壬午兵变说：“中日之战，一以韩乱为导火线，而光绪八年之旧党犯阙，为韩乱之初作，亦即中日战争之序幕。中国于此一幕，以敏捷之手腕，勘平韩乱，与日本未成正面冲突。然自此中日两国各驻军于朝鲜，成露刃对立之局。且以中国屯兵监政之故，使日人得以自主独立之说构煽朝鲜君臣，因有光绪十年甲申之变，因而演成甲午之战。论者成以此役为中国之胜利，而不知其即马关结盟之种因也。故此役关系近代中国之命运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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