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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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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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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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宗阁版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一名御书楼，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文澜阁版

　　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1914年、1923年，两次组织人力就丁氏兄弟钞补未全者予以补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始渐复其原。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文津阁版

　　在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后再补入，故里面仅有“嘉庆御览之宝”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四库全书目录》微有不同，盖以抄写较晚，有修订改易之处

　　文源阁版

　　在圆明园内。园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文源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的亭内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阁记》。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已不可寻。刻《文源阁记》石碑尚存世间。

　　文溯阁版

　　在辽宁沈阳故宫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战备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至今。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主敬殿为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民国时期，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津阁版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四大专藏。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书一体、乾隆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朱印、“纪昀复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第一， 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来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 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 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津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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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四库全书》比《永乐大典》强，一般的理由是《四库全书》的部头比《永乐大典》大，而且大得多。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库全书》怎可和《永乐大典》相提并论!”，主要原因是乾隆编《四库全书》时“寓禁于征”，并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变相的浩劫。相反，明朝永乐皇帝编《永乐大典》，对所收录的书“一字不加删改”。所以有人进一步认为“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

　　清朝统治者编《四库全书》的确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毁、禁了不少书，不能不说清朝当时的统治者的确有他们狭隘的一面。

　　但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编书目的。

　　两帝编书都有显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借以笼络士人、炫耀文治的目的，区别在于：永乐皇帝编《永乐大典》是为了方便自己检索，成书之后作为皇家藏书藏于深宫，一般是密不示人的，但不会因此达到对百姓的政治目的。

　　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后抄了7部，“北四阁”的4部藏在皇宫和皇家园林中，大臣、翰林经批准可以前去查阅;“南三阁”则准许一般士子赴馆阅录;还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传布士林。

　　乾隆编《四库全书》时毁、禁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比明朝多了民族问题这个敏感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部书不是仅仅编给自己看的。但是却是想让人看了之后觉得没有不对，似乎是就该做他们的奴隶，而不是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没有自由的言论。

　　季羡林先生评价《四库全书》：“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四库全书》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打破了私人藏书、密不示人的局限，使当时的读书人也能从这个文化大工程中受益，同时也受到愚化。

　　由于清朝把对其统治不利的书排除在外，产生了“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语)的后果。

　　《四库全书》收书和毁书数量：

　　先说收书：《四库全书》有不同版本，收书数量略有不同，第一份告成时收书3461种，79309卷，后来的文津阁本收书3503种、79337卷。

　　再说毁书：编《四库全书》毁、禁书数量不同专家给出不同数字，大致毁、禁、改书也达到3000余种。

　　乾隆把天下书收集来，一半毁了、一半收入《四库全书》。而且不仅毁书，还借此大行文字狱。以至于“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矣。

　　事实上，当时清廷征集到的书总共12237种，除了被收录和被毁禁外，那些编纂者认为价值不大的书，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这些存为书目的书是不允许留存和传播的，虽然没有明毁明禁，却不允许收藏，之所以只存个书目，不过是为了以示这些书知道就好，没有必要看罢了，实际上真的没有必要么?

　　明末清初的科技科学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明代《军器图说》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等，却被焚毁。《崇祯历书》《天工开物》等决定着中国科技的一系列著作统统被毁，以至于后世之中华，不识不知科技为何物，积贫积弱。《军器图说》的那一句“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成了对满清修《四库全书》最大的嘲讽。

　　与《永乐大典》相比，相差何止毫厘?虽然《永乐大典》并没有向民间推行，但是它里面有的东西，民间都有，纵使不读，也不会存在你想知道的而没办法知道。但是《四库全书》就不一样了，推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想让人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你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全书都没有，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没必要存在。

　　正像文人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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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大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历史上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修书对保存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贡献;也有人指乾隆以修书为名，禁锢思想为实。本问题帮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让大家尝试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问题。但至少应该公平的看待对中国真的影响，“万马齐喑”是事实，文字狱是事实，思想被禁锢的愚昧无知，也是事实。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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