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灭高句丽之战

　　唐灭高句丽之战是7世纪发生在高句丽和唐朝与新罗联军之间的战争。由于唐与新罗联军的长年征战，加之高句丽内部发生纷争与长年饥荒，高句丽最终被唐与新罗的联军击败。高句丽被灭后，罗唐战争爆发。新罗将唐驱出朝鲜半岛并统一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则由唐和自称高句丽继承者的渤海国控制。

　　隋朝攻打高句丽惨败后，国内发生民变而灭亡。高句丽对于继起的中国王朝唐朝仍然敌视。631年，高句丽开始在辽东建千里长城以防止唐朝的进攻，并与突厥联盟。而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则以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但是唐对高句丽的进攻起初很不成功，在无数次的战役中失守战略要点。在击败高句丽的盟友突厥后，唐与新罗联盟。

　　642年，渊盖苏文杀死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后立高宝藏为王并自封为"莫离支"摄政。为讨渊盖苏文和保护唐的盟友新罗，唐太宗认为有必要对高句丽开战。644年，唐太宗带着李世绩、李道宗和长孙无忌率军十万亲征高句丽。645年，唐太宗冲破高句丽的防线准备攻打平壤，似乎大功在即。 不料在安市(今辽宁鞍山)，李世民由于受到安市城城主(后世朝鲜小说中定名为杨万春)的抵抗，再也无法前行。由于寒冬恶劣天气和薛延陀入侵唐朝，唐军被迫返回。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646年，宝藏王献给唐太宗两个美女，表示善意，唐太宗没有接受。唐太宗以弓服赐给盖苏文，盖苏文接受，但不遣使者答谢，唐太宗于是下诏削弃朝贡。唐与回纥等铁勒诸族灭了薛延陀后，647年，唐太宗令牛进达率兵从海上、李世绩率兵从陆路攻打辽东半岛。648年，唐太宗再派薛万彻率军从海上攻打鸭绿江口。随后，唐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攻高句丽。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直至649年去世前也一直经营海军以大举攻伐高句丽。

　　649年，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李治暂停了征讨高句丽。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即位后，对高句丽发动过三次小规模战争。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和百济、靺鞨联合攻打新罗，新罗武烈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五月，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渡辽水击高丽。显庆三年(658年)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显庆四年(659年)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660年，唐与新罗的联军攻灭了高句丽西南的盟友百济后，于661年派辽东道(初为浿江)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任雅相、夫余道行军总管萧嗣业、镂方道行军总管程名振、沃沮道行军总管庞孝泰和含资道行军总管刘德敏率军十余万渡辽水，平壤道(初为辽东)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平壤道大总管刘伯英、与新罗联军由百济故地南北合击高句丽。由于铁勒入侵唐朝，唐军契苾何力、萧嗣业所部被迫返回。662年，蛇水之战渊盖苏文使唐军沃沮道全军覆没并杀死了庞孝泰和他的13个儿子。渊盖苏文在世期间，唐朝一直没能灭亡高句丽。

　　666年，渊盖苏文去世，高句丽内乱，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发生争斗，长子渊男生代为莫离支，到前方视察军情备战。让两个弟弟渊男建和渊男产留守平壤。渊男建和渊男产趁大哥不在诬陷他叛逃到唐，并逼高句丽宝藏王通缉渊男生。渊男生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唐朝。唐朝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安抚大使，率兵8万援救渊男生。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渊男生投靠唐朝后得到唐重用被授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之职。渊男生率领唐朝军队攻打高句丽，以期望能夺回大权。许多高句丽护城将领见到渊男生纷纷放弃抵抗。渊男生投靠唐朝成为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渊男生为唐朝提供了可靠的高句丽军事信息，唐朝于是大幅增加了攻打高句丽的兵力。

　　十二月十八，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以司列少常伯郝处俊副之，与契苾何力、庞同善率兵15万兵力以击高句丽。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由积利道，在百济故地驻守的刘仁愿由毕列道，新罗金仁问由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与运粮使窦义积，皆受李绩节度，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667年，李绩在推进途中遇到极其顽强的抵抗，推进受到限制，但仍然攻下高句丽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由于新城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新城的失守对于高句丽西线战线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后薛仁贵以策略拿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领路的渊男生顺利在鸭绿江附近集合;李绩等攻取扶余城后，又攻下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经过了漫长的冬天，668年春夏，各路唐朝兵力在鸭绿江边会师。高句丽发动最后的反击，唐军依然继续推进到平壤城。高句丽经过了数个月的守城，渊男产被宝藏王委派投降，但渊男建拒绝投降。同年九月十二，高句丽僧人信诚打开平壤城门，唐军有机会攻入平壤，渊男建被俘虏投降。

　　与此同时，在南线由于金庾信的攻势，渊盖苏文的弟弟渊净土向新罗投降。就这样高句丽由于内部纷争，长年饥荒和唐与新罗南北联合攻击下最终灭亡。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试图控制朝鲜半岛，引发新罗与唐朝的战争。新罗最终控制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则由唐和渤海国占据。

　　高句丽被灭后，新罗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分领地。由于唐对新罗进行了援助，唐曾试图在朝鲜半岛设置统治机构，终于于671年引发新罗与唐朝的战争。

　　公元696年，由于契丹李尽忠反唐战争，一部分粟末靺鞨部落逃窜到高句丽故地并与其原住民杂居。

　　公元698年，大祚荣建立震国(后被唐成为渤海国)，控制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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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做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政权，有独特的历史跟文化，且跟日后的契丹、女真不同，高句丽是农耕民族，基本上汉民族对上农耕民族是不太会输的，即使输了也只是鲜疾之痒，并不会像输给游牧民族那样伤筋挫骨，历史上中国分裂时期常被游牧民族打败，但是对上高句丽，即使是处于分裂时代的三国公孙氏政权、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各个燕国，都还是可以轻易痛揍高句丽的。

　　这样一个对于中央王朝根本没有致命性威胁的地方政权，即使高句丽随着时间逐渐有自居小中华有称霸东北的企图，但是只要中央王朝经常敲打一下，他还是会乖的跟狗一样。但是隋唐两代却做出一个历史上堪称是最严重的战略后果，那就是消灭高句丽。

　　隋炀帝四征高句丽，唐太宗一征高句丽，唐高宗两征高句丽，最后一次终于彻底征服了高句丽，这历时将近半世纪之久的灭高句丽之战，其过程、导致隋灭唐起的插曲，以及消耗中央王朝多少的人力物力成本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但到底隋唐两朝对高句丽有何深仇大恨，不把对方灭国永不罢休。其实说来荒谬，理由只是单纯的看他不爽而已。

　　当然表面上起初隋炀帝是用高句丽是汉潮辽东四郡的故土以及高句丽以下犯上对中央王朝不敬作为理由，但真正原因吗….没错就真的只是单纯看他不顺眼而已，唐太宗这个鼓动父亲叛主自立又杀兄弒弟囚父的人渣，因为他一生做太多缺德事了，所以患上了隋炀帝情节，他要证明自己不是隋炀帝(尽管从各方面看两人真的很像)，隋炀帝征高句丽失败，所以唐太宗就要靠消灭高句丽来证明自己不是隋炀帝，唐高宗则是自小缺乏父亲的肯定，从小就不是父亲关注焦点的他连皇位都是其他兄弟恶斗才被他捡到，所以尽管父亲已死，他仍要靠征服高句丽来完成父亲的遗愿以获得心中的慰藉。

　　所以高句丽何其无辜，没错高句丽有时是嚣张跋扈起来了些，但是当中央王朝稍微教训他一下，他还是蛮顺从的，隋唐消灭高句丽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耗费了中央王朝巨大的资源，结果更是毫无所获只是为他人作嫁，首先唐在高句丽故地设立的安东都护府没几年就被棒子祖先新罗占据了，可以说隋唐耗费巨大成本才消灭高句丽，结果新罗才是最大赢家。

　　再来中国东北地区少了高句丽这一颇具势力的农耕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尽管高句丽遗族在亡国后马上就在更北边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但渤海国跟高句丽的实力还是差太远了。这产生了甚么后果?

　　那就是契丹、女真、满洲等游牧民族轻易的崛起并对日后的中央王朝产生无比大的威胁。契丹建国29年就南下中原。女真建国15年就可以灭北宋。满洲人建国30年后就在江南的扬州城屠杀汉人。而高句丽建国700年可是对中央王朝都没有什么重大威胁。

　　想象一下如果隋唐不灭高句丽的话契丹跟女真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崛起，毕竟高句丽对东北地区的民族、地理状况远较中央王朝了解，他们肯定可以在契丹跟女真崛起前就将他们掐死腹中，即使不能，高句丽对这些游牧民族的抵抗力也远比棒子(新罗、高丽、朝鲜等半岛政权)强。半岛上的棒子政权对付游牧民族的战绩实在是渣，跟与游牧民族斗争起家的高句丽简直没得比。

　　假如后金崛起时有个强大的高句丽阻挡奴尔哈赤，明朝不就可以专心剿流寇而不致亡国吗?

　　隋唐消灭了高句丽，等于是减少了一个可能成为兄弟之邦的盟友，还让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更轻而易举的崛起进而威胁中原，也许这就是当初隋唐消灭高句丽的不义之战所带来的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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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灭高句丽之战，是7世纪发生在高句丽、百济和唐、新罗之间的战争，高句丽最终被唐王朝击败、攻灭。

　　高句丽被灭后，唐朝建立安东都护府管理高句丽故地。罗唐战争后，新罗再次长期臣服于唐朝，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搬到辽东，成为唐朝管理辽东，以及高句丽、渤海国等地的一个军政机构。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战争背景

　　隋朝在征高句丽时遭遇惨败。高句丽俘获了大量物资与隋人。然后隋朝因为杨广的极度残暴统治导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而灭亡。

　　李渊李世民起兵，逐步攻灭各割据势力，结束隋末严重大量分裂，做到统一。贞观年间，唐朝攻灭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西域诸国，打败薛延陀汗国，四夷臣服。

　　战争起因

　　唐朝建国初期，对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采取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

　　贞观十七年(643)，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取新罗40余座城，并且与高句丽联合，图谋断绝新罗入朝之路。乞求唐朝出兵救援新罗。唐太宗李世民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带诏书给高句丽，命令高句丽与百济停止军事行动，否则唐朝将要攻打他们。高句丽不从。高句丽不但与百济联兵，进攻新罗，还遣使前往漠北，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大有要抗衡唐朝之之势。唐太宗决定对高句丽用兵。

　　战争过程

　　得胜而归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从莱州走海路向平壤进军。又以李世勣(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六万，以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人，向辽东进军。 因为唐太宗动用的军队数量远少于隋炀帝杨广动用的，给百姓造成的负担远小于隋炀帝杨广造成的，所以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出现百姓打断自己的手足来躲避出征与徭役，而唐太宗征高句丽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唐太宗说：“炀帝无道，征辽东时，人们打断自己的手足来躲避出征与徭役。朕现在征高句丽，都是选那些愿意出征的人，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一些没能跟随出征的人，都愤叹郁邑。”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勣率军到达幽州。 三月，唐太宗的车驾至定州。唐太宗亲自慰问生病的士兵，把他们托付给州县治疗。有很多人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唐太宗不允许。

　　夏，四月，李世勣(李勣)率军自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句丽非常害怕，城邑都闭门自守。李道宗率数千士兵到新城。张俭率军渡过辽水，向建安城进军，击败高句丽兵，斩首数千级。 [13] 李世勣攻占高句丽的盖牟城，俘获两万多人，粮食十余万石。 张亮率军从东莱渡海，进攻卑沙城。程名振率军在夜里到达，王大度为先锋。五月，唐军攻占卑沙城，俘获男女八千人。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李世勣率军到达辽东城外。高句丽步骑四万来救辽东城。李道宗将四千骑兵迎战，李世勣也引兵帮助李道宗，打败高句丽军。唐军斩首敌军千馀级。

　　李世勣率军攻辽东城，唐太宗率精兵与其汇合。唐军攻占辽东城，杀敌一万多人，俘获敌军一万多人，还俘获男女四万人。以其城为辽州。

　　唐军进军白岩城。李思摩被弩矢射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将士闻之，没有不感动的。高句丽乌骨城派一万多军队支援白岩城。契苾何力率八百骑兵去攻击他们。契苾何力亲自杀入敌人的阵地，被刺中腰，薛万备救出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捆住伤口，继续作战，跟随他的骑兵奋力进攻，打败高句丽军，追杀数十里，斩首千馀级，因为日落天黑而停止。

　　六月，唐军占领白岩城。以白岩城为岩州。以盖牟城为盖州。

　　车驾从辽东城出发，到达安市城外。高句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安市城。 延寿率军到达距离安市城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命令阿史那社尔率一千突厥骑兵去诱敌，刚交战就假装退走。高句丽军争相前进，到达安市城东南边八里的地方，依山列阵。 唐太宗亲自与长孙无忌等人以及数百骑兵到高处观察山川形势，可以伏兵以及出入的地方。 唐太宗命令李世勣率军队一万五千设阵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一万一千为奇兵，从山北出狭谷去攻击敌人的后方。唐太宗亲自率领军队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就一起出击奋力进攻。延寿看到李世勣布阵，结阵要作战。唐太宗望见长孙无忌军尘起，命令作鼓角，举旗帜，各路军队鼓噪并进，延寿等人大惧，想分兵抵御。唐将薛仁贵大喊的冲入高句丽军阵，所向无敌。唐军进攻，高句丽军大溃。唐军斩首两万多级。 (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800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延寿等人率领剩余的军队依山自固。唐太宗命令诸军包围之。长孙无忌撤了桥梁，断了高句丽军的归路。延寿、惠真率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选出耨萨及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迁往内地，其他的都释放，让他们回平壤，他们都举起双手以头顿地，欢呼声传到数十里之外。此外，这一战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多领，以及其他大量兵器。高句丽全国都非常震惊害怕，后黄城、银城的高句丽人都自己弃城逃走，数百里没有人烟。

　　九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未能攻克。时近深秋，唐太宗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

　　唐太宗是从容班师。班师时唐太宗还耀兵于安市城下，安市城的人皆屏迹不出，安市城主登城拜辞，唐太宗赞赏安市城主的坚守与忠诚，赐给安市城主缣百匹。之后的返回路上，唐太宗听说太子来了，为了尽快见到太子，唐太宗还骑马奔驰，这种情况下骑马奔驰，由此可见，在征高句丽以及班师过程中，唐太宗显然没有受伤。

　　唐太宗因为没有攻灭高句丽而认为没有成功，而后悔，但是唐军的战果远大于损失。其实这次出征是唐太宗与唐军取得了胜利。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到中国，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消灭大量高句丽军队，斩获高句丽首级达到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八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士兵死了接近两千人，马匹死了八千匹。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取得多次大胜，单是其中消灭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装备。)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唐朝的战果远大于损失。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攻克十座城，占领了辽东大片土地。之前，辽东被高句丽占据了二百余年，而且辽东是高句丽的战略要地及重要经济支撑点。自此，唐朝在辽东地区打入了一个厚重的楔子，为以后对高句丽的军事征伐建立起了牢固的前哨阵地。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还大量歼灭了高句丽军队的有生力量，高句丽军队的精锐部队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这次征伐使高句丽人口锐减，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国力衰落。

　　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唐太宗决定出兵攻打高句丽。朝议认为高句丽依山为城，易守难攻，应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唐太宗采纳这一建议。三月，唐太宗命牛进达和李勣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命牛进达、李勣、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勣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勣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 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高任武入朝谢罪。

　　百济与新罗也参与进了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百济攻破的新罗13座城。

　　贞观二十二年(648)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 [36] 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

　　剪除羽翼

　　唐高宗时期。永徽五年(654)，安固率领高句丽军与靺鞨兵攻打契丹，唐朝松漠都督李窟哥在新城把他们打的大败。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击高句丽。夏，五月，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句丽见程名振等人的军队少，就开门渡过贵端水来迎战，程名振等人奋力攻击，击败高句丽军，杀获千馀人，焚烧了敌人的外城以及村落而返回。显庆三年(658)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用契丹兵迎击，击败高句丽军，斩首二千五百级;显庆四年(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击破高句丽将领温沙门。

　　显庆五年(660)，百济恃高句丽的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于唐朝。唐朝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军队伐百济。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之众。 苏定方率唐军从成山渡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抵抗唐军。苏定方率唐军击破百济军，百济死数千人，其余都溃逃了。苏定方指挥唐军水陆齐进，直接向百济的都城进军。百济动用全国兵力来交战。唐军大破百济军，攻灭百济，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以及各城都投降于唐军。百济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唐朝在百济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唐朝攻灭百济，使高句丽失去了一个军事盟友。高句丽侧翼完全暴露在唐朝的直接攻击之下，高句丽侧翼也失去了战略防御屏障。

　　灭国之战

　　唐朝对高句丽连续不断的发动军事进攻，不断瓦解着高句丽的基础。唐朝对高句丽的频繁进攻，为最后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显庆五年(660)十二月，唐朝派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率军分道进攻高句丽。

　　龙朔元年(661)，唐朝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前往平壤、镂方行营。以鸿胪卿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领回纥等诸部兵前往平壤。

　　当初，苏定方打平百济，留下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王文度渡海时去世。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聚集人众据守周留城，从倭国迎来原先的王子丰立之，率军在府城包围刘仁愿。唐高宗下诏任命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帅王文度的军队，顺便征发新罗兵，以援助刘仁愿。刘仁轨御军严整，所攻击的都成功打下了。百济在熊津江口立两栅，刘仁轨率军与新罗兵一起攻打，攻破之，杀死、溺死敌人一万多人。道琛等人解除府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新罗粮尽，返回。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势力越来越大。刘仁轨兵少，与刘仁愿合军，休息士卒。唐高宗下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派他的将军金钦统帅军队援助刘仁轨。到达古泗，福信截击，击败了金钦。金钦返回新罗。

　　唐高宗派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率军水陆分道并进。 七月，苏定方在浿江击败高句丽，多次作战都胜利了，包围了平壤城。 九月，契苾何力到达鸭绿水，莫离支男生用数万精兵守之。契苾何力到达后，正赶上层冰大合，契苾何力率军乘冰渡水，打败高句丽军，斩首高句丽军三万级，其余都投降于唐军，男生孤身逃回。

　　龙朔二年(662)，庞孝泰与高句丽在蛇水之上交战，战败，与他的儿子十三人都战死。另一道的苏定方包围平壤却没有攻下，遇到大雪，解围而返回。 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熊津之东大破百济：刘仁愿、刘仁轨先是攻占百济的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死以及俘获很多敌军，分兵守之;百济增加军队防守险要的真岘城;随后刘仁轨仍然攻占了真岘城，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刘仁愿上奏请增加士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去熊津。 百济王派使者到高句丽、倭国(日本)求援军来抵抗唐军。

　　龙朔三年癸(663)，百济与日本援助高句丽。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陆军前进，没有遇到日本军。刘仁轨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入白江，在白江口遇到日本军。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到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投降，百济全部被平定，只剩下任存城还没被唐军攻下。黑齿常之投降于唐军。不久之后唐军攻占任存城。

　　麟德二年(665)，高句丽太子福男来唐朝侍祠。

　　乾封元年(666)，高句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出巡，指派他弟弟泉男建、泉男产留下治理国家政事。泉男建趁机取得国家，自任莫离支，发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逃跑，驻守另外的城邑，让他儿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救。六月，壬寅(初七)，唐朝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泉男生;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共同讨伐高句丽。

　　九月，庞同善大破高句丽军，泉男生率领部众与庞同善会合。唐高宗下诏，任命泉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季，十二月，唐朝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安陆人赦处俊为副大总管，以进攻高丽。庞同善、契何力同为辽东道行军逼大总管并仍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都受李勣指挥。

　　乾封二年(667)，李勣攻占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留契苾何力守城。高句丽十五万军队驻扎在辽水，高句丽还有数万靺鞨兵据守南苏城。契苾何力指挥唐军攻击，击败敌军，斩首一万多级，乘胜攻占七座城。于是率军返回与李勣汇合，一起攻占辱夷、大行两座城。攻克扶余。 李勣攻下高句丽16座城。泉男建派兵攻击唐军庞同善、高侃在新城的军营，被唐军薛仁贵击破。高侃进军到金山(在今辽宁昌图西)，与高句丽交战，不利，薛仁贵率唐军横击，大破高句丽军，斩首五万馀级，攻占南苏(今辽宁抚顺东苏子河与浑河交流处)、木底(今辽宁新宾西木奇镇)、苍岩(今吉林集安西境)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合。

　　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大破高句丽军，杀获一万多人，攻占扶余城(今辽宁四平)，扶余川中40余城都望风归降。 泉男建再次派兵5万救扶余城，在薛贺水(又称萨贺水，即今辽宁丹东西南赵家沟河)与李勣军遭遇，唐军大破高句丽军，斩获3万多人，乘胜攻占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

　　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发兵拒战，唐军奋勇出击，大破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占辰夷城。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者逃跑，或者投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包围平壤一个多月，九月，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持白幡投降于唐军。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派兵出战，都被唐军击败。高句丽将领僧人信诚秘密派人联络唐军，自己作为内应，五天后，信诚打开城门，唐军攻占平壤，生擒高藏、泉男建等人，平定了高句丽各地。 就这样，高句丽在唐的攻击下最终灭亡。

　　唐朝一方面把大量高句丽人迁到江、淮之南，另一方面在高句丽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个县，设置安东都护府，统治高句丽各地。选拔酋帅有功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官员一起管理当地。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战争评价

　　高句丽自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立国，中经新莽时期、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灭亡，共705年。

　　高句丽政权拥有一支强大而英勇善战的军队，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军事理论及战术思想先进，防御手段完备，成为高句丽政权强大的军事支柱。 然而遇到了战斗力更为强大的唐军，唐军通过多次大胜，将高句丽军队消灭殆尽。

　　战争影响

　　唐朝的军事打击给高句丽带来了灾难。战争中，高句丽大量城邑、村庄被占领或毁于战火;高句丽军队死伤累累，精锐损耗殆尽，军队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平民大量死亡或未逃避战火而四处奔散，田园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破坏，严重动摇并逐步瓦解了高句丽政权的基础，高句丽出现了国力凋敝、社会动荡的困难局面，直接伤及高句丽的国基。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高句丽被灭后，新罗与唐朝交战数次，被唐朝李瑾行、刘仁轨等多次击败，最终新罗仍然长期称臣于唐朝。大同江与平壤以南为新罗疆域，大同江与平壤以北为唐朝疆域。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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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圣主，也成为此后一千多年的帝王典范。然而，若对之仔细思索便会发现，隋炀帝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隋炀帝就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源于古希腊神话，即“悬顶之剑”，使人时刻感到危机意识，犹如警钟在鸣)悬于其头顶。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讳言的说，正是隋炀帝的前车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业。

　　我们不妨对二者做个简单对比，李世民与隋炀帝同为次子，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注定了二者无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家庭排行处于中间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视，为引起重视，他们就会通过后天的自我完善来获得竞争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时期均有不凡表现，从隋炀帝灭南陈，李世民平义军等行为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竞争力的增强，不可避免的带来信心的膨胀，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这在其潜意识里不自觉的生根、发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宫之事便是势之使然，后来果然如是。

　　虽然即位贵如天子，却难以服众，只有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才是天命所归，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惟有文治武功、开创盛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证明。根据何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上天常佑善人，否则何以能开创治世?那么，上天无心，何以知之?上天虽无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视、代天所听，说白了也就是一句话，即：老百姓认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弑君还是嗣位。二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号，大业者，开创大一统之业也，即功盖秦皇汉武;贞观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无奈杨广用力过猛，不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在错误的时机干了正确的事，无论是西巡、东征高句丽还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都无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而李世民则“无为而治”即可，因为这些隋炀帝代他办了，罪在杨广，利在世民，这岂不是天意?这也难怪，谁让人家是老君的后代，“我无为而民自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潜意识里，不学即能。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无论是谁，皆是如此，更何况皇帝。那么，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龙天子吗?不，他是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bài”，作为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若不“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又何以彰显皇帝之权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权与皇帝是双向的，皇帝为皇权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塑造着它。

　　反过来，皇权又塑造着皇帝，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杨广在即位后，便大肆享乐，掉进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学的的说法，一个对自己过度克制、压抑的人，会使自己的真实欲望得不到满足，一旦条件发生转化，潜意识的洪水将会冲毁堤坝，变得不可收拾。

　　从杨广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后期的李世民与之大致相似，但幸运的是，他避免了前车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经典名言。牛顿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为巨人，不能以成败论，他们对于后人的借鉴意义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有时，似乎失败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这足以令后人警醒，杨广就是后者。正是因为亲历了隋朝的二世而斩以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李世民充分认识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所以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基本是“无为而治”，“使民以时”，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开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一个人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随着贞观盛世的到来，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渐削弱。如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逆龙麟”，惹的李世民气愤至极，回到后宫后，声称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幸得长孙皇后的劝解才罢休。

　　后来，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炀帝的路线，出兵高句丽，说来也怪，仿佛难逃历史的轮回，李世民再次铩羽而归。之后，他痛定思痛，意识到没有了魏征这面镜子，自己才会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于享乐，一方面大炼丹药，想要长生久视;另一发面，广选天下秀女以充实后宫，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李世民一人身上，纵观整个历史，比比如是，如汉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头蛇尾，鲜有善始善终者，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费解。

　　单就李世民来看，是因为有隋炀帝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顶，使得他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这无疑是最好的外在约束。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李世民的自律，但这毕竟太脆弱了。似乎从后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杀魏征、东征高句丽、充实后宫，无疑是潜意识所为，因为被压抑久了，再加上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决堤。

　　我们试想一下，普通人对于别人的指责尚且接受不了，何况一国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责，不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头上的光环，威严和神圣荡然无存，试问这何以服众?之所以东征高句丽，也还是出于想要超过隋炀帝，避免其后尘的考虑，这就使得其难以理性地对待客观条件，所以失败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实后宫，实际上与隋炀帝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马太效应”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炀帝国破身亡就是好色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帝好不好色，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其与政治的关系。

　　将隋炀帝喻为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一定确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来看，他始终是以隋炀帝为前车之鉴的，这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外在约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膨胀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认为自己是明君，杨广不过是亡国之君，事实证明自己高明于杨广千万倍，自己肯定不会成为杨广之流，所以鄙视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对其前车之鉴也就不以为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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