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是发生在东晋时期的一次暴动，当时王敦是从琅琊王氏走出来的权臣，他以诛杀刘隗的名义开始向建康地区发动战争，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朝廷派出的军队，在此之后成为了当时的丞相，诛杀了一些原来的重要大臣，还在武昌地区对朝政进行控制，但是在这次战争中明帝继承了王位之后王敦方面很快就面临着失败。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次重大的反叛战乱，但是对于王敦之乱起因并不是很了解，那么王敦之乱起因是什么呢?

　　王敦图片

　　王敦之乱的起因还要从司马睿刚刚登上王位开始说起，在那个时候晋元帝其实并没有什么威信可言，许多人都对他不是很尊敬，在这种情况下王导和王敦两人不断的辅佐和帮助晋元帝，逐渐扭转了当时的局势，他们分别掌握了朝廷的政策事务吗，另外一个则负责军事方面的掌控，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然而晋元帝却并不是十分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他认为王氏的影响力太大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开始提拔一些刘隗这样的士族官员，希望可以暗中削弱王氏的力量，同时他对掌控着军事的王敦也是十分忌惮。

　　而王敦也察觉出了晋元帝的目的，于是开始在朝廷各处安插自己的心腹，这些让晋元帝十分的恼火和厌恶，双方的内心中都有些反感对方的作为。而得到重视的刘隗等人也不想王敦的实力更加强大，于是开始向晋元帝进言打击王敦，晋元帝为了防止王敦生事于是十分的防备，这些也就是王敦之乱的起因了。 ...查看更多

　　从最初的君臣相协，到现在王导的隐忍退让，多次因为刁协的弹劾而自请辞职;而为王导辩解的中书郎孔愉，也被司马睿降职为司徒左长史。司马睿与王氏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王敦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然而司马睿收到这份上疏后，对王敦却更加忌讳了。他连夜将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召进宫，与他商议对策。司马承顺承帝心，对此表现得十分愤慨，说：“陛下当初没有早点遏制王敦的势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王敦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刘隗更是在一边煽风点火，让司马睿派遣心腹出镇以提防王敦。恰好此时王敦表请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司马睿顺势命司马承出镇。司马承万死不敢推辞，然而行前的一番话已预示了他将来的结局。他对司马睿说：“湘州经历蜀寇，民物凋弊，如果我过去，一定要三年才能参加战事，如果不到三年，即便我粉身碎骨，也没有任何办法。”果然，司马承到了武昌以后，王敦设宴款待他，对他说：“大王知书达理，恐怕并非将才。”司马承在司马睿面前底气不足，面对王敦时却表现出十分傲气，他对王敦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将才呢?即便是铅刀，也有一割之用吧!”这样的夸口，在久经战事的王敦面前未免显得有些可笑，因此王敦也并不在意，对心腹钱凤说：“他没有真正带兵，并不知道战场的可怕，不知恐惧而学人讲壮语，可见他也没什么能耐，实在不足为惧”。因此便听之任之了。

　　司马承的任命于江东大局其实并无十分影响，真正引起后来整个东晋局势变化的，恐怕正是司马睿在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以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的军事任命，“名为讨胡，实备王敦”。尤其是戴若思都督豫州军事，令原豫州刺史祖逖十分不满。他用尽一生心血经营边疆，终于换来了十余年和平，而这一切全都要交由戴若思接管，祖逖“意甚怏怏”，又知道司马睿这次军事任命，实际是为了防备王敦，北伐就此不遂，因此悲愤发病而死。王敦虽然擅自任命官吏，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史料而言，除却史书评价说他有不臣之心以外，并无任何实际事迹表明王敦有逼宫之嫌。而当戴若思、刘隗出镇时，王敦开始也是从大局出发，写信给刘隗说，“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希望刘隗不要这样步步相逼;然而刘隗不愧是政治上的矮子，断然回信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力以忠贞’，吾之志也”，以王敦心气之高傲，此时又手握重兵，先有司马承出镇湘州，后有戴若思、刘隗出镇司、青，刘隗出言不逊，王导在朝中被司马睿所猜忌疏远——是可忍孰不可忍?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司马睿，要求杀掉刘隗。这一次，他的上疏中带了十足的威胁之意，“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大有你不杀刘隗，我就不退兵之意。到了芜湖，王敦再次上表，不过这次针对的目标是刁协。

　　司马睿终于被王敦激怒，声称要亲帅六军诛讨王敦，能够取王敦项上人头的，封五千户侯。朝臣们很快做出了选择。仆射周顗的态度可以说是代表了朝中大多数人的态度。太子中庶子温峤就王敦起兵这件事问他，周顗说，皇上不是尧舜，当然会有过失，做臣子的怎么能够举兵相胁呢!一方面，他们认为司马睿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然而作为臣子，王敦只能劝谏，而不能举兵相抗。也因此，在王敦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人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响应王敦的，大多是琅琊王氏子弟，和王敦的心腹宠信。比如少时就酷爱兵书的沈充，以雄豪闻于乡里，被王敦引为参军，与同郡钱凤一起深得王敦信赖。因此当王敦举兵内向时，沈充立刻在吴兴起兵，王敦以其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的兄长，光禄勋王含乘舟逃奔王敦。与此相对的，是谯王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的拒绝。司马承的拒绝很好理解，他原本就是忠于晋室，此番出镇乃是司马睿的授意，因此当王敦让参军桓罴前去长沙将其请为军司，司马承坚决不从，但却也知道自己势力单薄，不是王敦的对手，不免有“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的感慨。而甘卓的考量就要复杂得多。他之前因为多次参与平叛，因功被封为湘州刺史，后迁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其在任期间，免除税收，让利于民，宽政简惠，深得称赞。王敦起兵后，曾希望甘卓能与自己一起发兵，但甘卓犹豫再三，终究还是拒绝，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发表檄文，说王敦谋逆，应加以讨伐，又联合陶侃，并命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让谯王司马承坚守。甘卓之所以拒绝，并非为朝廷考虑，而是权衡了司马睿与王敦势力孰优孰劣后作出的决定。因为各方都积极响应甘卓，“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因此即便是王敦，心里也有些惧怕;刚好甘卓犹豫不定，屯兵猪口，王敦便派其侄儿甘仰求和，对甘卓说，“你这样选择，是尽臣节，我不会责怪你;然而我王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做”，希望甘卓能班师回襄阳。

　　另一方面，王敦继续行军建邺，司马睿急召戴渊、刘隗入卫京师。刘隗回到建邺后，与刁协一起力劝司马睿尽诛琅琊王氏，然而也许司马睿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真的对王家痛下杀手，只是恼恨臣强主弱的局面;而此时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且不说他没有能力诛杀王氏，即便他有，一旦他尽诛琅琊王氏，天下士人必定寒心，且江东豪族绝不是他与刘、刁诸人所能制衡的。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司马睿没有同意。王导对此并不知情，见王敦起兵，他心忧如焚，率领族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外待罪。司马睿的立场原本就已经动摇了，再加上周顗的劝解，便命王导入宫觐见。王导十分惶恐，还不待司马睿说话，就不停磕头谢罪，说“没有想到乱臣贼子竟然出在了臣的家族”!唯恐司马睿怪罪更甚。司马睿对王导的话，其实是半信半疑的。他虽然“跣而执其手”，光脚下阶，拉住了王导的手，然而却将王导任命为前锋大都督，要他大义灭亲，前去讨伐王敦;同时，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自己亲着戎装，率兵屯守郊外。王敦到了建邺以后，原本想先攻刘隗，然而其部将杜弘却劝他说，刘隗死士太多，恐怕不容易拿下，不如先从周札攻起，因其“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王敦同意了，于是转攻周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札“开门纳弘”，王敦不战而胜，成功入据建邺。究其原因，可以稍加推测。周札素有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而却被有司弹劾，不得已只好前去视职。而史册所载的有司，按当时朝中局势而言，不是刘隗就是刁协诸人，因此周札之叛，也不难理解了。然而王敦进入建邺后，并没有感觉到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十分感慨地说：“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我如今起兵，虽然号称是清君侧，但不免会被当做逆臣，再也不会有什么建功立业，盛名远扬的机会了。虽然这样感慨，但王敦拥兵不前，放任士兵到处劫掠财物，宫中诸人纷纷逃散，仿佛是无声的示威。司马睿原本命刁协、刘隗、戴渊、王导等人连续出战以攻建邺，在几番战败后，他也丧气了，脱下戎装对左右说：“如果王敦想要我这个位置，早点说不就好了?何必要将百姓拖累到这样的地步呢?”一句话轻轻巧巧地便将前因后果全部撇得干净，仿佛王敦是因为早就觊觎帝位才起兵的。他又遣使对王敦说，如果你不忘晋室，那就息兵吧，这样天下或可安定，否则的话，“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后人多以为王敦狼子野心，才将司马睿逼到这样的地步，然而联系前后因果，可知王敦这次起兵，的确是不满刘隗、刁协干预朝政，小则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大则动摇江东豪族拥立之心，绝无不臣之意。而司马睿对王敦这样说，其实也是威胁十足，如果不就此退兵，那么图谋篡位这顶帽子，王敦就戴定了。也因此王敦退兵，司马睿以其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都没有接受，但杀掉了协助司马睿的戴若思、周顗，刁协在逃跑路上为人所杀，送首于王敦;而刘隗则携妻子亲信投奔了石勒，石勒以其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再次体现了刘、刁二人之无有骨节。而得知了戴若思、周顗死讯的甘卓，方寸大乱，不久就为襄阳太守周虑所杀掉了。

　　虽然《资治通鉴》记载说，当初四方劝司马睿称帝的时候，王敦就已经有不臣之心，想改立其他王储，因为王导不同意而作罢，然而还是那句话，评论不足为据，没有任何切实的事例能够表明那时候的王敦想要取晋室而代之。但这次变乱却也让王敦反过来思考晋元帝一脉是否值得拥护。他责备王导没有听从自己的话，改立他人为帝，以至于现在差点被灭族，这句话虽然真假也有待商榷，但“几至覆族”的后怕，一定萦绕在王敦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更何况，王敦清楚地知道，即便很多人与自己的立场相同，但出于各种考量，多数人现在对自己的定义，无怪乎“乱臣贼子”四个字。譬如周顗死前经过太庙，大呼“贼臣王敦，顷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祗有灵，当速杀之”!其族弟王彬在凭吊周顗后，勃然怒斥王敦屠戮忠良，欲谋不轨，祸及门户等等。大概也有些破罐破摔的意味，王敦渐渐起了谋废立的心思。他原本想废黜太子司马绍，重新迎立东海王司马越的后裔与裴妃，然而因为温峤直言相抗，群臣以沉默表示反对而作罢。

　　然而此时的王敦，兵权在握，其实也不太在乎朝臣的意见了。他以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进行了一次军事、行政大调动，“转徙黜免者以百数”，十分恣意。谢鲲劝他说，您虽然诛灭佞臣，建有功勋，但入朝以来，一直都称病不去面圣，若是能去觐见天子，君臣释然，一定人情所归，天下尽乐。王敦反问谢鲲，你能保证不发生什么变故吗?纵然有谢鲲的保证，但王敦根本不信任司马睿，终究还是没有觐见司马睿，带兵返还了武昌。但司马睿经过此事后，忧惧成疾，不久后就去世了。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敦变得渐渐和从前不一样了。他“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虽然史载其所任用的沈充、钱凤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但就史册而言，跟随王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沈、钱二人“凶险骄恣”的实证。相反，这两人对王敦相当忠诚。尤其是沈充，当晋明帝准备讨伐王敦时，曾让其乡人沈祯前去劝他，许诺事成后将他提拔为司空，也许是对晋明帝的不信任，然而毕竟沈充宁死，也不肯折节背叛王敦。反倒是王敦自己，脾气越发暴虐易怒了。当时高官督护缪坦想将武昌城西地作为军营，太守乐凯劝谏说，这块地是百姓用来种菜的，不应该将其夺走。王敦听了大怒，说：“若不是我来这里，会有武昌这个地方吗?人们说这里的土地都是我的!”乐凯不敢再说，最后还是郭舒不畏王敦，委婉进谏，王敦才将地还给了百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因此这时《晋书》中对他的评价，“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也不可谓不客观了。

　　除此以外，王敦还让朝廷征召自己，以谋更大。晋明帝心思慎密，是为深谙权术的皇帝，不欲与此时兵力强盛的王敦相抗，因此从善如流，手诏征之，加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暗地里却在谋划如何削弱王敦的势力。虽然他曾想以流民帅郗鉴的势力为外援，自己又亲自前往王敦兵营查看地形，但这一切都比不上中书令温峤的无间道效果好。王敦曾以温峤为左司马，温峤事事配合，深为王敦所重，并假意结交钱凤，称赞他说“钱世仪精神满腹”。温峤向来品藻人才闻名，得他一赞，钱凤也对他十分倾心。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六月，王敦表情温峤为丹杨尹，希望他借机监视朝廷动向。温峤临走前，假装酒醉冒犯钱凤，以至于他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此人与朝廷往来过密，不能信任”的时候，王敦反而指责钱凤不应该为了温峤酒醉冒犯的事而耿耿于怀。当知道温峤背叛了自己以后，王敦大怒，写信给王导说要将温峤抓来拔掉他的舌头。然而此时的王敦，无疑心有余而力不从心了——他已经病到了钱凤直接问他后事如何的地步了。王敦知道自己若是病死，手下人必定成不了大事，便以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给了钱凤三条建议，“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然而钱凤政治才干也十分堪忧，认为王敦所谓的下计，乃是上上之策。与此同时，晋明帝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硃雀桥南诸军事，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又诏征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王导听说王敦病入膏肓，帅琅琊王氏诸子弟为王敦发丧，以至于众人都以为王敦已经去世，顿时斗志昂扬。

　　不得不说，没有王敦带领的军队，其实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晋明帝手下诸位将领，皆是一时才俊，因此王敦部众节节败退。当听到自己的哥哥王含战败的消息时，王敦大怒，但同时也明白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他本欲自己出征，毕竟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只好告诉少府羊鉴与王应说，等他死后，“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说完后不久，王敦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八。

　　王应的确没有发丧，他所做的，是用席子将自己养父的尸体草草裹了，在外边涂上蜡，埋在厅堂下面，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不久，王敦部将俱被击溃，而王敦的尸体也被挖出来，“焚其衣冠，跽而斩之”，与沈充的头颅一起挂在城南朱雀桁上示众，若不是后来朝廷许可，甚至都没有人敢为他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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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晋的大官贵族中,王氏家庭名望最高,权力也是最大。从西晋初年开始,王戎即很受司马炎的信任,王衍是王戎的堂弟,在西晋后期成为主管朝政的大匝,与东海工司马越平起平坐,王衍还将自己的弟兄王澄、王敦等分别任命力荆州刺臾和青州刺史;说这是“狡兔三窟”之计,可保证自己永远富贵,后来王衍被石勒杀死,王澄、王敦还在荆州、青州,没有遇害,成了东晋元帝司马容的重臣。

　　东晋时扶司马睿当皇帝最有功劳的是王导,王导与王敦等人也是叔伯弟兄,所以在东晋朝,王氏家族地位最高。王敦是个极其残忍凶狠的人,当年,大贵族王恺、石祟互相斗富,经常把朝中有权有势的大官请到家中赴宴。王惜设宴时,让家中的女艺人吹笛助兴)只要有一点走测,王恺便将吹笛人杀掉,客人们对王恺动不动就杀人很不安,而王敦却毫不在乎,石祟设宴时,让家中的美女劝酒,客人不喝,就杀掉倒酒的美女。

　　王导见此,虽然不会喝酒,也勉强喝下去,而王敦却不干,他不想喝就不喝,眼看着石崇连杀了三个美女,王导实在看不下去,责备王敦,说他太固执,而王敦却说:“他杀他家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有什么关系王澄是王敦的哥哥,从小就经常教训王敦,王敦也非常怕他当司马睿正式称帝以后,王敦在江南的声望越来越大,他为平定流民起义立了大功,一直被提升到大将军的位置、当时,王导在东晋首都内部执政,王敦在长江中上游总管兵权,王氏弟兄权力大重、老百姓都唱出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于是,司马睿想控制一下王氏弟兄的权力,使任用刘院、刁协、戴渊、周颌等人为亲信,王敦不满,上表给司马睿,要求重用王导,司马力不但不予理睬、还在军事上逐渐分散王敦的权力,王敦更加不满了,终于在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发动兵变。

　　王敦从武昌发兵,王敦的死党沈充从吴兴(今浙江吴兴一带)起兵响应,南北同时向建康进攻。王敦的发兵理由是清除皇帝司马查身边的奸臣,这奸臣就是刘隗,还给经元帝写了一封奏章,说刘院强占国家的财产,不会治理国家,弄得老百姓生活很穷苦等等。晋元帝司马在见王敦造反,非常气愤,立即让刘魄、戴渊守卫京城,任命王导、贼渊、周颚等人领兵御王敦,又命令右将军周札传门守卫石头城(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是当时的守将周札坚持不住,率兵投降,王事重镇)。王敦领兵来到石头城下,采纳部将杜弘的建议,猛攻石头城,敦的上兵基本上没有伤亡,便占领了石头城。

　　石头城一攻破,建康就很难保卫,周凯、刘院等人本来就不会打仗。士兵们与王敦的军队一接触就四散奔逃,汉不成军,王导这时候也不愿退去和王敦作战,据说自己士兵战败。晋元帝司马在急得坐卧不安,只得把刘院、刁协找来,流着泪对他们说:“你俩赶快进命吧,王敦是一定要杀了你们的!”刁协和刘隗这才领着家里的人出城逃命去了。王敦占据了石头城,晋元帝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眼看着只能任王敦宰割了,可王敦还不想背一个造反的名声。他装成一副忠臣的面孔,派人对晋元帝说自己起兵是追不得已,只要杀掉皇帝身边的几个奸臣就行了。

　　晋元帝司马在无可奈何,只得发下诏书,说王敦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给他加封为丞相,封武昌郡公。诏书到达时,王敦坚决推辞,不受加封,但也不听元帝退兵的命令,在石头城驻下来,也不去朝见皇帝。这次兵变后,王敦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事、政治的全部权力,把和他政见不合的人杀死的杀死、免官的官,还任用了一批个人的亲信、死党,然后,才再次领兵回到武昌镇守。从此后,晋元帝父子都对王敦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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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结束于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起因

　　王敦与堂弟王导都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当日仍是琅邪王的晋元帝司马睿初镇建康时仍没有威望，江南士族以至平民都无人理会他，王导与王敦则为他建立威望，建立起在南方较安定地方的一个朝廷。王导主掌政策事务，而王敦则掌握军事力量，对东晋建立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人更称“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希望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势力。司马睿亦忌惮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亦疏远了曾经极力扶持自己的王导。同时，王敦亦渐见专擅，如自行选置属下州郡官员，自行加任割据险处的何钦为将军，更意图安插亲信任州刺史。这些事都让司马睿感到厌恶，而王敦亦对司马睿的反抗行为大为不快。

　　举兵内向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举兵向建康前进，以诛刘隗为名并上奏刘隗的罪状。王敦党羽沈充亦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王敦到芜湖时又上奏另一位宠臣刁协的罪状。司马睿对王敦的行为十分愤怒，于是决意与他决战，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对抗，并召命刘隗和戴渊回建康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又下令斩杀王敦就可封为五千户侯。在朝中任光禄勋的王敦兄长王含见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

　　王敦同时呼唤梁州刺史甘卓，请他一同进攻，甘卓原本答应但最终甘卓都没有前来，更派参军孙双谏止王敦，王敦大惊并以公爵之位请求甘卓支持，甘卓对他的立场犹豫不决。王敦又请司马承任军司，但司马承拒绝，更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甘卓反对王敦，支持朝廷。

　　王敦所派的南蛮校尉魏乂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但司马承坚持要婴城固守。甘卓写书司马承要出兵沔口断绝王敦归路，藉以解除长沙之围，但司马承劝他直接攻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派甘卬向甘卓求和，甘卓再次犹豫，在猪口停驻了数十日仍不前进。

　　被召还建康防守的刘隗回京时受到百官在道上欢迎，意气自若。入宫后与刁协要求司马睿因王敦叛乱而尽诛王氏，但遭到拒绝，刘隗因而有惧色。同时王导亦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请罪，都被司马睿原谅。王导任前锋大都督，戴渊任骠骑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又命王廙劝止王敦，但王敦不听，更留下王廙自行任用。王敦逼近建康时，刘隗被指挀守金城，周札守石头城，司马睿亲自领军在城郊准备迎战

　　建康陷落

　　王敦兵临石头城，打算进攻金城，打击刘隗。但部将杜弘认为刘隗死士众多，不易攻克，建议先攻石头城;又认为周札少有恩德，士众不服他，易于攻克，而石头城一旦被击破，刘隗就会退走。王敦听从并进攻石头城，周札开城门投降。王敦因而占据石头城。司马睿于是命刘隗、戴渊、刁协、王导、周顗、郭逸和虞潭等率军进攻石头城，但都被王敦军打败。太子司马绍知道诸军兵败后打算亲率将士决一死战，但被太子中庶子温峤谏止。

　　王敦在石头城中拥兵，不入宫朝见司马睿，更放纵士卒四处抢掠，当地大乱，官员都逃走，只余下安东将军刘超率众与两名侍中侍奉司马睿。司马睿亦只好脱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同时，兵败的刁协和刘隗回宫见司马睿，司马睿流着泪劝二人快点逃走避祸，更给予二人人马让他们逃走。但刁协因年老而不能骑马，亦对人无恩情，元帝召募刁协随从时竟然全都推辞。刁协行到江乘时被杀，首级被送到王敦那里;刘隗则领家属北逃至后赵。

　　影响

　　王敦之乱期间，东晋集中应付内斗，对于北方的侵扰都没有力量去应付，导致后赵在王敦之乱期间夺取了东晋兖州、徐州和豫州的大片土地。

　　苏峻凭著协力平定王敦之乱而有功获封赏，并且威望渐长，军事力量强大。但同时苏峻亦骄傲自满，甚至有异心，最终导致了后来的苏峻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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