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五事件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有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略》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了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在石原莞尔心中，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宜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来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来盯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因为森络19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一份30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五一五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张学良的50万东北军未作任何抵抗，让出了东北。张学良本人则是连他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都不要了，后来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帮他下的葬。

　　也不要说张学良一无遗憾，他对东北视之如粪土，唯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的金银珠宝。1931年12月，张学良向日本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先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落到关东军手里的财物还想讨回，也只能说张少帅的弱智了。这封信被军部查知，结果张学良的钱没有回来，军部主谋的五一五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的理由之一就是“和张学良交通，接受张学良的贿赂”。犬养毅是想对那些凶手们解释这件事。

　　“五一五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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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今天】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少壮派法西斯军官发动武装政变，称“五·一五”事件。

　　1930年前后，日本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相互勾结，标榜改造国家并以恐怖手段加速法西斯化。1932年2月海军法西斯军人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与桔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等民间法西斯组织制定政变计划，图谋分4路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在黑暗中建立法西斯独裁。5月15日采取行动，杀死总理大臣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部未实现。政变失败后，为首分子向宪兵队自首，仅受到较轻的处罚。报刊对其在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大肆报道，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气焰。

　　犬养内阁垮台后，短暂的政党政治结束，军部乘机加紧干预政治，加快法西斯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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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法院以“爱国忧国之至情，有可鉴赏之处”为由，判处主犯三上卓15年监禁，其他人等只轻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一帮军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国家领导人，本属大逆不道的死罪，但只要高喊爱国，便是“政治正确”，可供“鉴赏”。

　　“摧毁一切现存的丑恶制度!伟大的建设之前都需要彻底的破坏!”

　　这句话并非来自中国人熟悉的文革时代，而是出自1932年5月14日发布的《日本国民檄文》，作者为海军中尉三上卓。就在第二天，他将子弹射入时任首相犬养毅的太阳穴，日本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爆发。

　　三上卓曾誓言：“愿赤手空拳，为世之先驱，与诸君一起点燃昭和维新的火炬!”昭和维新，就是他不惜以血腥谋杀来极力推动的所谓“国家改造运动”。

　　三上卓出生于1905年，没有什么显赫家世，虽然考取精英荟萃的海军兵学校，也许正由于精英荟萃，他的能力难以出众。

　　后来接受谋杀案审讯时，他声称：“读到第二、第三年，我对应试教育、填鸭教育颇感不满，教育必须要以精神修养、人格陶冶为主。”这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极端激进的思想也初露端倪。

　　三上卓还坦白自己读军校时的想法：“将来海军士官若想统帅部下，必须对社会情况有所考虑。”

　　那他年轻的时候，日本社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战期间，日本靠着给欧洲各参战国贩卖军需陡然发家，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并没能惠及底层民众，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眼看着富商巨贾灯红酒绿，大多数百姓却苦不堪言，同样出身低微且最不受重视的下层军人，自然对财阀富商们抱有深深的敌意。

　　财阀不可靠，年轻人便转而期待名声良好的政治家。但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日本经济连年遭受重创，无论哪个党派执政，国家都是一片混乱，军部高层更是充斥着人事斗争，连政治家与高层军人都不再为人所信。

　　不过没关系，日本人还有一个终极信仰：天皇。

　　“须举国无一人反对才可定下国论，在全日本国民大同团结的基础上奏请发动天皇大权，奉天皇之名建立国家改造的根基。”

　　语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作者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

　　在北一辉看来，明治时期，日本天皇与国民一体同心，上下相通;现在却有财阀与官僚上下相蒙，以至于问题丛生;天皇是“太阳”、百姓是“大地”，政治家与官僚是阻碍阳光普照大地的“云”。

　　为了清除“君侧之奸”，重拾“维新精神”，北一辉提出：由天皇授意民众发动政变，中止宪法三年，改为实行军管。

　　表面上看，这份提案是要建立平等社会，但动听的口号背后，唯一的实质精神是实行军管，无限扩大军队权力。在北一辉的思想影响下，日本海军的“国家改造运动”组织“王师会”设立，三上卓成为其主力干将。

　　1930年5月端午节，恰逢日本签订《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三上卓非常气愤，挥笔写下十段四句诗歌，第二段写道：

　　“掌权者在上位狂傲，却无诚意为国担忧;财阀以富而骄傲，却无心为社稷着想!”

　　换言之，只要有“诚”、有“心”的“我们”登上高位，自然就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结果只能是催生民粹主义，当权政客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民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产品便出现了。

　　1932年初，激进佛教僧侣井上日召组织了“血盟团”，列出一份包括十个人的刺杀名单。2月9日，前大藏(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遇刺;3月5日，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遇刺。很快，日本警方逮捕井上日召，将“血盟团”连根拔起。

　　“血盟团”覆灭，与其交情甚笃的“王师会”坐不住了，他们决定于5月15日袭击东京各个政府关键部门，对重要人物实行刺杀，首相犬养毅正是此次行动中权位最显赫的受害者。刺杀结束之后，参与的军人按照预先约定全体自首。

　　对包括三上卓在内的谋杀嫌疑犯审判之时，奇怪的一幕突然出现：一份35万人的签名血书送到东京，要求法院将嫌疑犯从轻发落。最终，法院以“爱国忧国之至情，有可鉴赏之处”为由，判处主犯三上卓15年监禁，其他人等只轻判了10年及以下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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