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之役

　　文永之役，即第一次元日战争，发生于日本文永十一年、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当时日本后宇多天皇的年号为"文永"，称"文永之役"，此役元军以失败收场。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大元帝国，一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南宋，一方面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准备。到了文永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朝鲜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夫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他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四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经过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委托高丽造大小舰900艘。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古军 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蒙古人为核心，南人最多，打头阵)共3万2千300人，远征日本。

　　元十一年十月三日，元军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六日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日守军。十四日傍晚，元军400余人登陆壹岐岛，守护代宗助国父子率领八十骑拦阻，被全歼，元军立赤旗为标记。守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率百余骑与元军激战。元军采用密集战术，与"铁炮"(石火矢)等武器，日军不敌，退守城内。次日城破，平经高自杀。元军准备到博多湾登陆，在逼近肥前沿海岛屿时，遭到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的英勇抗击，双方有一番激战，松浦一族死伤惨重。

　　元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元军成功登陆博多湾(今福冈附近)，进逼今津，此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距大宰府有一日行程，元军于当晚又撤回到船上，准备次日清晨重新登陆发动进攻。二十日晨(11月26日)，元军分二路在博多湾登陆。日本幕府聚集少贰资景、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竹崎季长等的九州诸国部队总数约十万大军。元军西路军在百道原登陆，藤原经资率500骑前来迎战元军，东路军在博多湾东部的博多箱崎成功登陆，击败守军，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突袭在百道原同元军作战的日军。日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余部向太宰府水城(前代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方向撤退。此时天色已晚，副帅刘复亨中箭受伤，元军停止进攻。当晚，元军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后援不足，多数将领主张撤退。于是忻都下令撤退，撤退当晚竟遭到台风侵袭，"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二十一日晨海面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木片，元军损失1.3万余人，大多死于这场风暴。最后辗转回到中国的只剩下1万3千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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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永之役，即第一次元日战争，发生于日本文永十一年、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当时日本后宇多天皇的年号为"文永"，称"文永之役"，此役元军以失败收场。

　　影响

　　文永之役后，镰仓幕府为了防元军再犯，沿博多湾海岸西从今津东至香椎，修造了约20公里的石垒，以阻止元军登陆，即所谓元寇防垒。

　　朝廷得报后大喜若狂，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之后，他认为元是大过日本百倍的大国，不会因为一次战役就受到重大损失，停兵罢战。于是，他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充当预备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保卫国家，加强军备建设，并组织民夫修建环绕博多湾的坚固石堤。同时，他对各国武士也作出了细致的分工: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初战失利，忽必烈恼羞成怒，一方面重整旗鼓，准备二度入侵日本，另方面也继续派遣使臣，想要说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条时宗的态度更为强硬，建治元年〔1275年〕九月，他在龙之口处斩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处斩了元使周福和栾忠。

　　恼怒的元帝忽必烈于1281年再次"弘安之役"。

　　失败原因

　　失原因主要有:第一，太过急躁，负责建造船只的是高丽民工，这些人本来就不堪蒙古人的劳役与驱使，加之蒙古人逼迫太急，致使渡海船只质量低劣，不堪使用;第二，低估了对手，只派出了少量的军队;第三，元军中有很多汉族和高丽的部队，这些也是被征服者，是不会为元朝卖命的;第四，没有组织第二梯队，使陆上战斗无法继续进行。

　　评价

　　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实在相差太远了，六百多年以来，大陆的武器配备已经从纯冷兵器进化到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战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日本方面几乎和白村江水战时候相差不远。仅以弓箭而论，元军使用的复合弓射程较远，射击周期也比较短，而日方的缠藤弓大多只是单体弓，射程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再加上元军的箭支上浸过毒药，日军中者无不肌肤糜烂。元军在作战时击鼓鸣金，也使得日军的马匹惊跃狂奔，无法控制。另外，习惯于"一骑打"战术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进集团战术的元军进行短兵作战时，付出的损失更为巨大。

　　尽管在武器上日方要落后许多，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在作战时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尤其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人，率领手持剃刀、身披薄弱铠甲的骑马队，不断顽强地向元军阵地发动突击，使得元军的远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战中，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中流箭落马，从而士气大衰，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凭藉水城〔白村江战后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日军的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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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当时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史籍都有记载，不过最原始的纪录来源不外三处：一为元帝国的记载;一为朝鲜的记载;一为日本的记载。这三种记载都有偏颇，相互矛盾处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证，又有考古发现作旁证，互相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相。

　　其中朝鲜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战争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可信些。蒙古人对日本的进攻起因于日本不肯臣服于蒙古帝国。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武装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进攻日本时，南宋尚未灭亡，忽必烈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元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征，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并不多，汉人也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除了显示大可汗的权威外，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并蹂躏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入内陆。三路入侵军队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

　　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战术较为落后，在开始的战斗中蒙受巨大伤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在相持了几天后，日本人渐渐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他们的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他们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不过大部分船只安全回国。

　　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相对来说，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中国最好的刀剑一般由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

　　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论：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因此日本人的战术可谓十分高明，当然这也需要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做后盾。

　　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统一中国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准备自然无法保密，日本人严密侦视元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蒙古来袭”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当敌人进攻日期临近时，北条宗盛和北条宗政分别率精锐武士军开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区布防，北条宗政的镇西军后来成为战斗的主力。同时九州各藩开始动员民兵，日本其他地区的武士也赶来参战。

　　公元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远征军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北方出海的舰队于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易攻占了博多湾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杀，岛上的建筑物也被尽被毁坏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本军队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组织反冲锋。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击击溃了高丽军主力，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次相同，会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在这次惨败中，南方军只有三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透过这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真相，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人投入的军队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尤其在装备和战技方面。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武士的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脱产，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技胜过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不过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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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 年，忽必烈第二次要求日本臣服的国书由朝鲜递交给日本九州镇西奉行。日本政权此时为北条时政所掌控。日本认为蒙古的国书中言辞相比历代中国国书极为无礼，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在外交失败后，忽必烈已经于五月和十月两次要求高丽进行对日战争准备。

　　然而此时高丽武人林衍杀死了投降蒙古的金俊，继续在江华岛与蒙古为敌，加之忽必烈将重心转移至南宋，使得此次的战争准备不了了之。虽说军事准备不了了之，然而各方使节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蒙古至元六年(1269 年)二月和六月，蒙古继续第三、第四次对日派遣使节。随后朝鲜三别抄迁移珍岛抵抗。1271 年中，蒙古、高丽联军攻打珍岛，三别抄寡不敌众，珍岛失守。三别抄残部退至耽罗(今济州岛)继续顽抗，并派遣使节向日本幕府通告蒙古军队的攻日准备工作，还请求与日本政府联合抵抗蒙古军。三别抄的使节到达不久，蒙古的第五次使节团也抵达日本，同时而来的还有严厉的战争威胁。

　　蒙古使节的战争威胁，与三别抄的预警消息相结合，让日本人明白这次蒙古人真的要打过来了。不过，日本对三别抄的结盟请求采取了日本传统的 " 默杀 "(即不予回应，默然无视)。随后日本的使节团，跟着元人到了大都。

　　日本的使节团沿着朝鲜半岛，进入元朝首都大都(1271 年忽必烈称帝，国号元)。日本使者沿途看到在高丽金州所驻扎的庞大元朝船队和军队。本就想侦查元朝企图的日本人却得到了元朝的安慰，说那是针对三别抄的，只要日本不插手，就没有你们的事。

　　元至元九年(1272 年)四月，日本使节回国。元至元十年三月，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元朝使节抵达日本。四月，蒙古、高丽联合军，乘坐军舰一百六十只，军队一万二千人，攻破济州岛，三别抄残部除极少数人逃至琉球外，其余全军覆没。同年，南宋襄阳城失守，南宋国门洞开，主力尽失，已无继续抵抗能力。至此，元朝远征日本的一切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期去往日本的元朝使节赵良弼，这样告诉元世祖忽必烈：" 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他的意思是，自己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看过日本的风俗习惯，居民好勇斗狠，喜欢用武力解决争端，不孝敬父母，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而且日本国内多山地河川，少有平原耕地，就算打下来了，隔着大海，也没法役使当地人，得到了土地也不能创造多少财富。而且军队渡过海洋，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危害。跨海远征日本，就等于将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力量，去填无底洞。性价比太低，不如不打。

　　赵良弼这样说是有其原因的。当时赵良弼身为正式使节，日本方却不肯让其直接进入本家首都，留置在九州太宰府。按通行国际惯例，这种行为本身是相当无礼的。元至元八年(1271 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率团(第五次外交团)到达日本。但其实之前的九月十三日，日本京都就已经在讨论朝鲜残余抵抗势力三别抄的要求了。虽然日本 " 默杀 " 了三别抄的请求，但幕府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蒙古来袭的战争准备了。当时，执政北条时宗命令东国御家人在九州一带镇压恶党，即不服从幕府方的地方武装势力。完成战场准备之后，元至元九年(1272 年)，北条时宗设置了 " 异国警固番役 "，以蒙古军队入侵为前提，在筑前、肥前两国以及博多港可登陆的要害地区，调集军队进行军事戒备，由镇西奉行少贰资能、大友赖泰两人为总指挥。

　　『肥后小代文书』关东御教书「(上包)「北条相模守时宗 北条左京大夫政村」蒙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所差遣御家人等于镇西也、早速自身下向肥后国所领、相伴守护人(名越时章)、且令致异国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悪党者、依仰执达如件、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北条时宗)(花押)左京権大夫(北条政村)(花押) 小代右卫门尉(重俊)子息等」

　　赵良弼在九州长期滞留，对日方这些戒备肯定有相当了解。而其作为第六次元朝使节前去日本的元至元十年(1273 年)，日本渡海禅僧桂堂琼林从南宋回国。前文所提到的杭州径山寺主持虚舟便是其在南宋的师傅。回国前，虚舟将自己的法衣、顶相(宋元之际佛教流行的祖师画像)赠予琼林。南宋是蒙古的敌国，在南宋首都临安府(即今浙江杭州)附近学习的琼林，不可避免的受到宋人对蒙古态度的影响。蒙古人当时的残暴虐杀行为，也是受到佛教禅宗思想所抵制的。琼林归国后作为南宋方的代言人，对幕府方游说，进行反元活动。赵良弼在这种敌对氛围中进行具有蒙古特色的高压外交行为，结果也可想而知。

　　▲忽必烈

　　远公不出虎溪意

　　非是陶明谁赏音

　　欲话个中消息子

　　蒲轮何日到云林

　　外国高人来日本

　　相逢谈笑露真机

　　殊方异域无差路

　　目击道存更有谁

　　这是崇福寺主持南浦绍明写给赵良弼的诗。由前文所交代的，崇福寺本身就有很深的南宋禅宗背景，南浦绍明本身也是南宋留学回来的僧侣。赵良弼在大宰府滞留期间，经常与南浦绍明进行诗歌唱合。因此，软硬兼施之下，在当时襄阳还未曾失守，三别抄还在顽抗的背景下，高丽残党三别抄、日本、南宋之间在元朝使节面前的互动，使得赵良弼对忽必烈做出那样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赵良弼的 " 有用之民力 "，在其当时的背景看来，是针对南宋和高丽抵抗组织三别抄的，忽必烈当时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在三别抄和南宋相继败亡后，" 日本民风剽悍、路途遥远，风险极大 " 的描述，却成为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的重要诱因。忽必烈的想法是：借着东征日本，把高丽剩余的武人们送去消耗掉，并且在征发船只的时候，还能顺便压榨一下高丽的国力，可谓一举三得。

　　元至元十一年 (1274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始东征日本。蒙古的第一次东征，日本人所谓的 " 文永之役 " 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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