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枪队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人华尔于1860年组建有一支专门对付太平天国的“洋枪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太平天国也曾经拥有过一支“洋枪队”。

　　说起来，太平天国的这支“洋枪队”与华尔组建的“洋枪队”还颇有渊源。

　　1862年，华尔的“洋枪队”因屡建战功，得清政府赐名为“常胜军”，华尔本人更得官封四品，和副领队白齐文一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这个时候，华尔的事业和声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到了9月，“洋枪队”的风光依旧，华尔的灿烂却就此消逝——他在率“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中被的炮弹击中，不久毙命。

　　华尔一死，由他一手创建的“洋枪队”群龙无首，“洋枪队”的归属就成为了时人所关注的问题。

　　其中，美、英、法三方都明争暗斗。

　　最后，还是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外交活动给力，原籍美国、现任“洋枪队”副队的白齐文任接管了这支军队。

　　白齐文(H. A. Burgevine)，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他的父亲曾任法国皇帝拿破仑手下的军官。他本人和华尔一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游历美国西部及澳洲、印度，后到中国上海。

　　“洋枪队”的组建，白齐文也灌注了很多心血，是这支军队的元老。而在“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白齐文也多有战功。其中，他在攻下高桥镇一役中受伤，两个月之后，又在萧塘之战中受重伤。

　　白齐文的志向比华尔还要大，他在青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开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的梦想。

　　华尔阵亡后，临危受命的白齐文接任为了第二任队长。

　　要开创属于自己的帝国，就必须先创建属于自己的军队。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白齐文获得了“洋枪队”的指挥权，向他的理想迈进了一步。

　　白齐文的作战能力也真不比华尔差。他带领“洋枪队”会合起英、法军及清淮军再占嘉定，并于青浦白鹤港、三江口一带大败太平军。

　　白齐文的缺点是性情暴烈，遇事容易冲动，不如华尔那样遇事冷静。

　　随着“洋枪队”的不断胜利，原先和中国商会协议商定的饷银奖赏却有点跟不上了。

　　白齐文是一个秉承西方处世原则办事的人，哪里容忍得了这种拖欠?于是他不断向已成为松江道台的杨坊追讨欠饷。

　　这一讨，捅了个大娄子。

　　该年12月底，曾国藩调令常胜军一起围攻天京。

　　白齐文抗令不遵，说要等领到欠饷才走，并再次去见杨坊。杨坊稍有推阻，白齐文就狠狠地赏了他一个大嘴巴，然后颐指气使地让手下公开抢掠库银，席卷走了白银4万两。

　　江苏巡抚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早就对白齐文的骄横不满，而且，从饷银的发放和军队人员的构置、武器的配备各方面来说，“洋枪队”已经为了清朝的一支国家军队。白齐文这一过激行为，彻底触怒了李鸿章。

　　李鸿章立刻奏请朝廷，撤去了白齐文的职位，另由英国军官奥加伦暂行接替。

　　白齐文性烈如火，哪吃得了这个哑巴亏?上窜下跳，叫嚷着，前往北京要求复职。此举，在李鸿章的阻拦下不了了之。

　　且说，奥加伦接管了常胜军后，表现令人失望。他在攻打太仓一战中，吃了一个大败仗，死了一百九十人，伤了一百七十四人。

　　于是，李鸿章跟驻上海英国军方达成协议：常胜军的饷银由淮军统发，成为中国的正式军队，并通过英国陆军司令斯泰夫莱保荐英国人戈登担任洋枪队的第三任统领。

　　戈登与华尔、白齐文不同，他不是冒险家，而是正规军官，在英国陆军中已经官至少校，并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个出色的指挥官。接任后，戈登指挥常胜军屡战屡胜，为清廷成功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同治帝赐予领提督衔、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英国媒体一致称他为“中国人戈登”。

　　这么一来，白齐文要重新染指常胜军已经彻底没戏。

　　一怒之下，他纠集了一伙因拥护他而被常胜军开除和自动脱离常胜军的旧部，又增募了若干在上海洋人流浪汉，在松江附近抢得一艘汽船，直驶苏州，投奔了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

　　谭绍光对白齐文的意外来投喜出望外，大摆宴席。

　　从此，白齐文正式成为了太平天国的一员战将。

　　当然，白齐文是不会满足于这个的，他少年时的梦想还没泯灭。

　　为此，他首先得致力于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

　　由此，他先后数次潜回上海，招集旧部前往苏州。他还“策反”了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士兵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成功驶回了苏州。

　　一来二去，白齐文大获谭绍光的好感。

　　谭绍光认为白齐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太平天国在奔走，可怜他的新组建起来的“洋枪队”人员太少，就很豪爽地从太平军中挑选了两千多人交给他训练。

　　在白齐文眼里，这两千人还是太少。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白齐文又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提出要节制一支部队，并拥有自主行动的权力。

　　这，就是想成为军阀的迹象了。

　　面对这个曾经数次打败过自己的洋兄弟，李秀成并不怀疑他的作战能力，而忌惮他的野心，客客气气地款待了他，却始终回避交拨给他一支军队管理的事。

　　白齐文没办法，只好亲力亲为，继续为创建自己的“常胜军”而努力。

　　白齐文在原“常胜军”官兵中威望很高，随着他的活动力度不断加大，“常胜军”中的跳槽现象越来越严重。

　　李鸿章大感恐慌，崩紧神经，加强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

　　李鸿章在1863年8月向朝廷奏报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惟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

　　因为李鸿章的严密防范，白齐文不但难于招揽兵员，他好几次大批购买军火的行动也被破坏了。

　　白齐文折腾了一番，所能指挥的却只有那支“洋枪队”和“高桥号”小炮轮。

　　而往后，太平天国的局势越来越不利，白齐文建议李秀成放弃苏州、天京，孤注一掷，集中力量全力攻打北京。

　　该建议与李秀成的想法不谋而合，可惜却被太平天国的当家老大洪秀全拒绝了。

　　此议不施，太平天国就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白齐文的“洋枪队”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下数十余人，且大部分负伤患病，纷纷要求离去。白齐文向谭绍光申请遣散费，同意这些人离去。白齐文本人也因旧伤复发，潜回上海治病。

　　谭绍光对白齐文的离去深感痛惜，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希望戈登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伤病中的白齐文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谭绍光的举动，历历落落，白齐文深受感动。

　　也正是因为谭绍光的赤诚相待，白齐文渐渐淡灭了自己曾经的野心，转而要向太平天国效忠到底。到了上海，他立刻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

　　白齐文这道声明把美国驻沪领事吓坏了，生怕因为他会给美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将他转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严禁他再回中国。

　　病好后白齐文曾两次返回上海，却都被美国领事强送回了日本。

　　1864年春，白齐文没有再回上海，而改从宁波登陆，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中国土地。

　　这一年，天京已经危如累卵。白齐文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一心要去解天京之围。不过，他的队伍尚未组建成，天京已被清军攻陷。

　　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的侍王李世贤驻兵于福建漳州，效忠太平天国的赤诚之心不死，又风风火火地前往投奔。

　　然而，才到厦门，白齐文就被厦门海关俘获，送交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

　　获此消息，李鸿章如释重负，与手下将士弹冠相庆。

　　不过，由于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大清帝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众多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所以清政府无权处理白齐文，只能将之转交美国领事。

　　李鸿章恨得后槽牙直痛。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我的地盘，还弄不死你?

　　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左宗棠以 “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为由，亲自安排人员押解白齐文上路。

　　这对白齐文而言，乃是一条黄泉路。

　　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李鸿章欣然作色地说：“虽中国未申治罪之权，而该犯穷凶极恶，致伏冥诛，足见天道之不爽”。

　　太平天国起义已过去一百多年，而因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人口损失、社会倒退，诸多的惨状历历在目，其与当时已满目疮痍、腐朽不堪的清廷之间的战争，称得上是两个魔鬼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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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任队长

　　清朝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经兄长引荐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协办军务，与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国作战。

　　次年，太平军攻克苏州，直接威胁到上海(时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绅和驻沪外国列强。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道杨坊，遂雇佣美国人华尔(F.T.Ward)组成“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因武器先进、指挥得力，“洋枪队”战绩颇佳。

　　同治元年(1862)初，时任江苏巡抚薛焕，批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实际上指挥权仍归华尔。

　　同年中，李鸿章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率新近组建的淮军，履新江苏巡抚。对于“借师助剿”策略，他是积极支持的。

　　但以“理学”著称的曾国藩，却有保留意见，对华尔颇为反感。李鸿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陈明“全神笼络”华尔，实为要“常胜军”为官府卖命、与洋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打压非曾、李嫡系的吴煦。由是得到恩师的认可。

　　是年秋，“常胜军”与太平天国战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队长华尔阵亡。

　　二、第二任队长

　　华尔死后，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接任“常胜军”管带。这第二任队长更为跋扈，与吴煦、杨坊也渐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殴伤杨坊，抢走饷银。

　　李鸿章借此将白齐文革职，且一并处置了异己人士吴煦、杨坊。经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国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胜军”新管带。

　　当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齐文投奔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得到慕王谭绍光的接见，还改名为“白聚文”。随后白齐文召集旧部，抢夺清军炮船，设法购买军火，在天京拜见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礼遇。

　　此间，太平天国在与湘军、淮军和“常胜军”的对峙中，愈来愈处于下风。加之白齐文旧疾复发，所能够指挥的队伍有限，而放弃苏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确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纳。故而在报经谭绍光批准后，他解散了所辖部属。

　　谭绍光在确认戈登给予安全保证之后，礼送白齐文赴沪就医。到达上海，白齐文在英文报纸发文，声明丝毫没有背叛太平天国。美国领事担心他再生是非，将其送至日本治疗，不许返华。

　　在天京被清军攻破之际，白齐文潜回中国，招兵备械，意图支援，这让官府颇为紧张。同治四年(1865)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军余部在福建漳州驻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厦门海关俘获。

　　白齐文被抓，消除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的一个心头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苏州的途中，白齐文于浙江省兰溪县“舟覆溺毙”。

　　三、第三任队长

　　同治二年(1863)秋，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兵临苏州城下。几次进攻受阻后，李鸿章决定“智取”。

　　“常胜军”第三任队长戈登，通过间谍了解到，参与守城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与主帅谭绍光素来不睦，遂定下招降纳王之计，为李鸿章所采纳。

　　几番密谈后，双方达成投降契约，纳王刺杀谭绍光、献城降清，官府则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赏，戈登作为担保人。不久，郜永宽等人趁城内议事之际，刺杀了慕王谭绍光，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清军，太平天国第二重镇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营中设计杀死郜永宽等八名降将，并进一步诛杀了城内数万已放下武器、毫无防备的太平军。

　　李鸿章的背信杀降，彻底激怒了招降计划的“担保人”戈登。在携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未果后，戈登声明要其下台，否则就率“常胜军”反攻淮军，交还太平军已占城池。李鸿章则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辩解。

　　接着，戈登公开拒绝清廷的万两赏银和头等功牌，并拒收李鸿章事先承诺的七万洋银犒赏。数月之后，清军攻陷常州，“常胜军”解散，部分精锐和大部装备编入淮军。戈登返回英国之时，仍然拒收赏银。

　　此后，戈登与李鸿章未再谋面。戈登凭籍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声誉，后来在非洲做了“全苏丹总督”，最终于1885年战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与“变通”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对八旗和绿营的摧枯拉朽之势，证明了清廷正规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等民间武装随之兴起。“洋枪队”应运而生，与此同理。

　　在接触第一任队长华尔之初，李鸿章也循“天朝上国”的惯常思维，认为其为“蠢然一物”，而“常胜军”“均系外国流氓”。但现实中的作战成果，却令巡抚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鸿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朝廷高级文秘)，可谓少年得志。但直到咸丰九年入曾幕之前，事业上无甚建树，“书剑飘零旧酒徒”是其自嘲写照。

　　然而李鸿章并非一介迂腐书生。作为刚刚“自立门户”、负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他主动摒弃“仇夷”思维，忘掉圆明园被焚之耻，选择“变通”策略，积极与“常胜军”合作。在抵沪之初能容忍华尔的无理拒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反观华尔，出身于美国西部牛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打造出一支近代化军队，在逻辑上也断不可说他仅是一个西洋无赖，因为一定的军事专长和管理才能是必须具备的。身为雇佣军的首脑，在大雇主李鸿章面前保持桀骜不驯的“本性”，倒可以评价为“迂腐”了。

　　第二任队长白齐文的“坚定”立场和人生际遇，更能凸显李鸿章截然相反的“变通”思维。

　　在雇佣军合约的执行环节，拖延付费显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诉求。这是白齐文伤人抢饷的客观原因。在被李鸿章解职后，白齐文转投战争市场中另一“大客户”太平天国，如愿谋到一份更好的雇佣军合约。

　　先是镇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接纳他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礼遇，又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队。此时的白齐文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给予的满足。也可推测，太平天国“履行合约”情况，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诚信”履约的“迂腐”观念，亦或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因战争形势恶化和个人病痛原因，白齐文在遣散队伍，冒险返回上海后，登报声明从未背叛太平天国。这让李鸿章们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间，更是多次潜回中国，直至积极投奔太平军余部时被俘。

　　白齐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人为所致?充满悬疑。而李鸿章的“嫌疑”不小，因为他有动机、有条件，也比较符合“情理”和逻辑，当然这并无确凿史料予以证实。

　　第三任队长戈登在苏州杀降事件后，与李鸿章的激烈对立，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军人的强烈荣辱观和西方社会的守诺理念。他最终命丧非洲喀土穆，也与此“迂腐”信念有关。

　　彼时驻沪的外国领事馆，代表西方列强和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决议文件，严厉谴责李鸿章，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清廷之内也有官员看不过如此“变通”，上折要求处理李鸿章。

　　由是观之，李鸿章最终以晚清“裱糊匠”闻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业超出乃师曾国藩，与其稔熟“变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颐语)有莫大关系。其身前生后的质疑和毁谤，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论曰：“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五、后人评说

　　当然，前述队长们的所作所为，背靠殖民主义列强，视生灵如草芥，最终为谋取一己私利，损害清廷主权和帝国利益，应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李、曾、左、张之洞中兴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续大清半个世纪的国祚，对于当时世人和中华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见仁见智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李、曾、左、张四人均为彼时科举制下的知识精英，“学历最低”的左宗棠是举人，其余三人均为进士——张之洞还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张著名的互联网大佬乌镇聚餐照，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学霸们的功成名就和惺惺相惜。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书无用论”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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