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出轨之谜:为何要出轨又责任在谁?

  婉容其人

     早年经历

  郭布罗·婉容,达斡尔族,旗籍满洲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时任内务府大臣,一向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

  除了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聘请了于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任萨姆女士(Miss Isabel Ingram)为英语老师。 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族旗人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婉容的生母爱新觉罗氏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毓长的第四女,人称“四格格”,在生下婉容时因产褥热而故。

  婉容的后母恒香(字“仲馨”,后改名“金仲馨”),同样也是定郡王溥煦的孙女、毓朗的第二女,人称“二格格”,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 恒香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同母哥哥润良(娶溥仪大妹韫媖),小她六岁的异母弟弟润麒(娶溥仪三妹韫颖)。婉容的家住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

  嫁予溥仪

  1922年,已满16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在瑾皇贵妃(端康皇贵妃)的坚持下,溥仪才勉强圈点的。因为皇帝溥仪第一个圈中者为文绣而非婉容,但文绣长相平平,当时十七岁的婉容却出落得美丽高贵,而且她的家世显赫,最后溥仪还是选了婉容当皇后。而文绣既被皇帝圈上了,也不能再嫁别的人,于是成为了妃子。1911年,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结束,国家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为此,逊帝溥仪的婚礼还是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民国政府特准皇后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的后半部。1922年11月30日,婉容成为名义上的皇后。

  婉容出身满州旗人,知书识礼,也写得一手不错的诗词。她跟溥仪的书有很多都是用英文写的,署名“伊丽莎白”。溥仪在她初进宫时十分宠爱她,为她聘请过英文老师。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优势于一身的贵妇。但由于溥仪身体原因,两人婚后一直无子。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婉容也随之离宫。随溥仪前往天津居住后,婉容对鸦片成瘾。出宫后的婉容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对她吸引力最大的则莫过于到各大百货公司购物,反正有溥仪付钱,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挥霍,有用的没用的看中了就必须买回来,导致后来发展成婉容和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性格上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终更是导致了文绣提出离婚。可是溥仪却把这场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

  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但与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相比,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时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

  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本身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

  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所以婉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溥仪抛弃了婉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经过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

  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了,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疯狂的吸食鸦片,一直吸到两腿发软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婉容死后,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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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 《末代皇帝溥仪自传》 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谭玉龄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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