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林则徐将从事不法鸦片贸易的欧洲人称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称为“鬼奴”，则属于鄙视或蔑称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对黑人的观念则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他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陆的黑色人种，长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欺压与侮辱。林则徐笔下所谓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属此类性质。就此而言，他们的命运与近代史上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是一样的。可见，林则徐对黑人的侮辱与鄙夷，由此体现出来的对世界不同种族的文明视角，并不比欧洲白人更文明。
关于爱国节操。尽管1839年9月1日，林则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误判，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发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马后炮”的形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战争失败进行开脱与辩解：“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之，亦已五次。”对于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我们应当相信他对皇上事前的报告呢?还是应当相信他对友人事后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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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8月，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此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深意荡然无存。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眼见朝廷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却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就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
与外国人的交往。“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交往恰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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