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王安石变法何以成腐败的温床?
2017-01-11 16:56:01 王安石 文天祥 苏轼

  王安石在变法骨干的队伍组建上,忽视了人才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挑选与培养,并盲目地轻信了他们的铮铮誓言,为他自己一生所致力奋斗的变法大业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一触即倒的脆弱根基。加上王安石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道德层面上与保守派的道德层面上相比,立即陷于望尘莫及的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五、王安石性格偏执,树敌过多,缺乏一个改革家必要的自身修养;而掌控变法的机构超越朝廷一切权力部门,但缺少相应的权力部门制衡管束。

  素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性格偏执,刚愎自用。据说,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王安石也是如此,即便是与宋神宗赵顼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赵顼每为之改容听纳。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更是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大都与他决裂。这其中有的原来是他的政治靠山,如韩维等人;有的原来是他的科举恩师,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的原来是他的顶头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的原来是他的文坛师友,如范缜、苏轼、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当时的一代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如富弼、韩琦罢黜相位,欧阳修致仕回乡,司马光退居洛阳,苏轼被贬杭州。尤其是当时担任翰林侍读的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批驳一条,结果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划地绝交,终生不再与之往来。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王安石借重以支持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许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结果导致二人分道扬镳。

王安石

网络配图

  而当时王安石掌控变法的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北宋王朝的财政由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领导机构,统筹国家财政,掌控经济命脉,是北宋王朝的最高财政机构。这个机构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还要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这是一个超越朝廷六部九卿等一切权力部门的机构,但因缺少相应的权力部门制衡管束,结果成为一个滋生新的弊端的温床。而其网罗的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等变法派官员大都不仅是道德层面上的小人,而且缺少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志向、阅历和魄力,更缺乏为官为吏、为百姓父母的牢固根基。任由这样一帮人掌控变法大权,结果可想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变法虽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批评和保守势力的反抗,但是,压垮这次变法派阵营最后的一根稻草却是变法派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在变法出现挫折和困难之时,王安石与吕惠卿、谢景温、曾布等人不仅相互推托责任,而且互相指责非难,造成反目相噬,势同水火,致使朝局大乱,社稷震动。宋神宗一怒之下,将王安石谪守江宁,把吕惠卿左迁陈州,“制置三司条例司”属下的曾布、章惇、邓绾、吕嘉问等官员皆被贬出京城,同时罢新法,停新政,并撤消“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新法虽仍有野火春风之势,但已经是强弩之末。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入主相位,不顾苏轼、范纯仁等朝中大臣的反对,彻底废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总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从历史的意义上看,其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人的示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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