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
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动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
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7个陕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大喊着跑了出来，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前段时间关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消息让广大爱国者揪心了很长时间，这几个铜像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造物价值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符号。回归与否，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挨打注定被载入历史，永世不忘。当然，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这个关于这几个让国人耻辱的铜像，而是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的石头：在大唐盛世，武则天竟然用“外国使者”守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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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坐落于陕西乾县梁山之巅，距西安约80公里，是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其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分布着61尊石人像，采用的原雕的手法，石人像残高在1.5米至1.77米之间，大小和真人差不多，人们在习惯上称其为“蕃像”、“宾王像”。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人们不禁要问，乾陵为何要用“外国使者”守陵呢，他们为什么又只有身子没有头呢?
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后人据此多认为这些蕃臣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联想到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臣服，在为高宗举行的葬礼时，边境少数民族领袖都前来参加。为了彰显皇威，武则天命人按照这些参加葬礼的首领的装束和模样，雕刻成石像，似乎也有道理。
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石人像大多身穿圆领紧袖的左衽武士袍。衽，也就是衣襟。历史上，我国中原一带人民大多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叫左衽。右衽和左衽也成为区分汉人和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人员从石人像所穿的服饰中发现，在这些石像当中不仅有游牧民族，还有西域以及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
而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有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
研究学者们还发现，有的乾陵石人群像背后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死。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在次年葬于乾陵的。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
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都已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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