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台儿庄也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然而，这场战役取得胜利，却离不开一个人。
多年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那这个夏文运是谁?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1905年12月出生。1925年，夏文运以前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到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他又考入了京都帝大文学部硕士研究生。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奉天(现沈阳)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再次返回日本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大文学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之际，经人介绍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不久，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关系密切。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1935年6月，夏文运作为日方翻译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
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
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并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鹰二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
于是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支那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支那。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提供的。
1938年1月18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了淮南重镇明光，与中国守军隔河对峙，形势严峻。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坂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
李宗仁据此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炳勋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
李宗仁本应派兵增援，又担心北线日军南下而腹背受敌。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夏文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
李宗仁转忧为喜，立即命令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又把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北线调到淮河前线;2月11日，日军窜到淮河北岸时，五十一军、五十九军将士一起上阵，打得敌军人仰马翻。
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被赶回淮南。此役使日军后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脑溢血瞌然去世，葬于东京上野林光院。夏文运已逝世三十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其故居也被有关部门列入修复规划。
凡是为民族独立和祖国的统一做过贡献的人，祖国都不会忘记，人民都不会忘记，让我们先革命先烈致敬，为中华民族出生入死的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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