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经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局势，挫败了日本关东军的阴谋。通过河本大作雇用的中国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渠道，张学良已完全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集国耻家仇于一身，决心恢复东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取消其特殊性，承认中央政府对东北的主权，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也借此保持自己在东北的地位。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4页。)
7月1日又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宣称：“决无妨害统一之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6页。)并派出王树翰等四人为代表与南京政府联络。此后，南京与沈阳之间的信使络绎不绝，将东北易帜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十分敏感，深恐东北的特殊性被取消，影响其在东北攫取的特殊地位与既得利益。1927年11月23日，南京方面曾宣布：“凡国民政府未参与之中外条约或协定，均不能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2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日本据此认为东北易帜即意味着日本与北洋政府以及奉系军阀所达成的协议和所签订的条约将失去法律地位而无效。加之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尚未最后换文签订，成了所谓“悬案”，日本政府极力想使这个“悬案”最后签订落实。东北易帜，则取消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对日本既定的分裂“满蒙”、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由此，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力图阻止张学良易帜。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田中内阁所确定的“对华方策”和“一般方针”中，特别提到：“要促进满洲执政者脱离中国内地的倾向，并划分、确立华人与外侨(在东北)的居住、营业自由和土地使用权，以便解决朝鲜人问题(即从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强占中国土地)。”([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40页。)张学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7月17日会见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时表示，难以实现与日本有关的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明确显露了其易帜的决心。田中义一于7月18日对林久治郎总领事发出训令，命令其对张学良就东北易帜、南北统一问题发出警告。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指出“(一)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北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二)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底于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量余地”，劝其勿改制易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84～1685页。)
田中义一将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在东北排除所谓“南方势力”当作其外交上的最紧要问题。7月28日，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面晤张学良。行前，田中要其向张学良说明：“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的地方，决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页。)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后，向张学良表示：“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坐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00～1701页。)张学良仍不顾其威胁，当场表示“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
此后，张为实行南北统一继续派代表与南京商谈，最后达成易帜、分治、合作之默契。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赴宁，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1)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2)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3)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4)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1928年12月29日晨7时，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35页。)同时，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接受了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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