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政治上还是比较清明的，其中诞生了不少廉洁奉公的好官员。今天要说的这位，是被康熙称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清廉是他的标签，但是清廉并不是他的全部。于成龙生于明朝末年，在崇祯时期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在乡试前，他亲眼看到太原考官收受贿赂，年轻气盛的于成龙在试卷上直抒胸臆、痛陈时弊，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到了清朝之后，他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都未能通过乡试这一关，更不用说进京赶考了。后来由于长兄过世、父亲染病、生儿育女等实际问题，他暂时放弃了科举之路，安心养家糊口，为了生计而奔波。
等到父亲过世之后，他踏入国子监之门，成为一名高龄学生。最后，清廷分配他去广西罗城担任为县令。当时他已经44岁了，再加上并非科举正途入仕的，前途非常渺茫。可是，事实证明，僵化的科举制度并不能选出最为优秀的人才，于成龙也并非为了前途为发财而背井离乡，他决定要为当地老百姓做一番事业。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离妻别子，来到了遥远的广西罗城。
别看此时已经是顺治十八年，但广西由于长期在南明的手中，清政府统治还不到两年。于成龙刚去的时候，也被恶劣的条件吓一跳。罗城饱经战火，时时还有匪盗，城里的居民只有六家，前两任县令跑了一个，死了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的县衙都是三间茅屋，最开始的时候，于成龙只能带着仆人住在关帝庙中。在这里，于成龙一干就是三年，他带来的六位仆人要么去世，要么逃离，只剩下他一个人。但他采取重典治乱世的方法，先写下《欠债诬陷之妙判》、《土豪缠讼之妙批》、《胥吏作奸之妙批》等规程，他连小案都不放过，关心百姓疾苦。他在罗城时实行保甲制度，誓死抵御盗匪，甚至连枕头底下都放着刀枪。他又招募流民定居以恢复生产，经常就是呆在田间地头，对于新入驻的农家，他亲自上门欢迎。离开罗城时，百姓惜别十里，呼号送行：“清官于成龙，青天第一人!”
两广总督金光祖慧眼识珠，将他的考评定为“卓异”，这是广西唯一的一个，并将其升任为任四川合州知州。由于工作出色，合州人口迅速增加，他又先后湖北黄州府的同知、知府。在这期间，他再次被考评为“卓异”，这就是湖北的独一份。从此，他开始进入康熙的视线之中，仕途也进入了快车道。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连功名都没有的书生，大器晚成，最后官居两江总督。那么于成龙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让顶头上司都这么欣赏他，还让康熙能够重用他呢?首先要承认，当时清王朝新立不久，官场的风气相对纯朴，康熙也是难得的明君，这也成就了于成龙。
但于成龙自身的人格魅力是最为重要的。前面所说在罗城的政绩，到了别的地方后，尤其是从湖北开始，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大大改善，完全没有以前那么凄惨，但于成龙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作为地方大员，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如果不是有人亲见，简直难以想象。作为两江总督，他一身清廉，连肉食都吃不上，终日只能吃青菜，江南百姓就送他“于青菜”的外号。由于他本身以身作则，家仆们也没有办法营私，没有地方找菜吃，将衙门后面的槐树叶子都吃光了(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针对吏治，专门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并且一一想法设法革除。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写出了《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在对待案件上，他一方面铁面无私，另一方面主张慎刑，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在他手上许多冤案得以昭雪，被老百姓亲切称呼为“于青天”。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就专门有一节《于中丞》的两个故事。他自从别离家之后，宦海二十年，孑然一身，不带家眷，最后几年才与发妻团圆。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当时南京城的百姓，不管是男女老幼，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他归葬，百姓几万人相送二十里，伏地痛哭声让长江流水声都听不见了。(士民数万人步二十里外, 伏地哭, 江干江水声如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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