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不寻常的夜晚。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了!这让习惯了文治的仁宗皇帝多少有些紧张，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宫门，保护仁宗，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这一点非常聪明，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

　　宋朝后宫里的传奇皇后这一夜之后，曹皇后在史书上留下了生动的形象。

　　第一次变法的旁观者

　　宋仁宗有三个皇后：第一个郭皇后，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而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是第二任皇后曹氏。

　　在北宋，许多皇后和妃子系出平民。曹皇后的出身，可以说是非常高贵了——她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大多数时候，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唯有“夜半平宫乱”，才显示出她将门之女的非凡胆识，令宋仁宗大为佩服。

　　有个显赫的娘家，对皇后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外戚干政，是所有帝王都小心提防的。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其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辞去军职。

　　在朝廷，曹家没有一个高官，在后宫，皇后没有争过一次宠。张贵妃仗着得宠，越礼提出要借皇后的仪仗出游，而曹皇后并不介意。得意忘形的张贵妃回宫后向仁宗炫耀，仁宗十分生气，狠狠地训斥她扰乱礼仪。

　　可一旦涉及到国家问题，曹皇后就十分主动。“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兴致勃勃，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灯火阑珊处”的元宵气氛。而曹皇后觉得这样做一来铺张浪费，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于是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让仁宗取消了计划。多年以后，她对孙子宋神宗回忆这段皇室夫妻的生活时，说道：“我以前听到了民间的疾苦，一定会告诉皇帝，仁宗皇帝听了我的话，也常常会颁发赦令。”

　　轰轰烈烈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此时，曹皇后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为日后她极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之源。

　　脆弱皇权的保护者

　　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

　　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顺利。仁宗无子，继承人空悬多年，皇族和大臣暗潮涌动，各有人选。自幼被曹皇后领养在宫中的赵曙，一直徘徊在太子位置的边缘。即使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可其位子也并不稳固。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起来的政局，却因为两个人得以平稳过渡。

　　一个是宰相韩琦;另一个，就是刚刚升为太后的曹氏。

　　仁宗死时，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嚎啕大哭，她忍泪而起，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都装做仁宗在世的样子。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奉命进宫。两人安排好一切，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

　　但事情还没完，英宗就病了。

　　这个在皇宫中战战兢兢十余年的新皇帝，终于不堪长期心理压力，精神失常了。仁宗大殓当天，他神智不清地呼号奔走，不能成礼。韩琦没有办法，只得向曹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

　　与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曹后深受丈夫的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

　　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渡过。英宗康复后，她才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

　　第二次变法的平衡者

　　纵观北宋历史，后宫女性真正发挥政治作用，都是在成为太后之时。

　　身为母亲，曹后是悲伤的。英宗在位四年，就一命呜呼，短暂得让人觉得曹后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徒劳。然而，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没有竞争当继承人的压力，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张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

　　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蒙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此时，朝中还有不少“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和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中，不乏有钻空子，捞油水的，或为走捷径，爬仕途的。由此，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陷入了困境——不少大臣反对，有的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的确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着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六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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