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黑龙江东南部的宁安市古名“宁古塔”。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福满曾居住此地，而且在此生了六个儿子。因此，早先此地也叫“宁古塔贝勒”，后来简称“宁古塔”。
但是后来，这个地方却成为让清朝官吏和百姓闻之色变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明代大儒王家祯在《研堂见闻杂录》中称：“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
正是因其苦寒，清太祖努尔哈赤才会将都城建在盛京，也就是沈阳。
随着清军进入中原以后，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强烈提议下，清廷再次迁都北京。
远在东北边境的宁古塔，便成了渺无人员的地方。
宁古塔是个不毛之地，又终年积雪，清廷本着绝不浪费一寸土地的原则，在顺治初期规定：“挟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
当时，受文字狱或科场案牵连，许多文人墨客及其家属都被流放到宁古塔。比如受“哭庙案”牵连的金圣叹的家属，受“丁酉科场案”牵连的大才子吴兆骞，受“通海案”牵连的浙江文士杨越，因文字狱惨遭流放的张缙彦等。
这些被流放的犯人，往往不仅流放宁古塔，还被命令永世不得入关。最要命的是，宁古塔地处偏远，而流放过程中，多是差役骑马，流犯步行。因此，很多犯人都坚持不到终点，便病死在路上。
就算靠着良好的体力，坚持走到了宁古塔，也会因受不住透骨奇寒，水土不服，冻饿而死。
而最后剩下的犯人，也只能过着奴隶的生活。
清朝文人方拱干曾评价宁古塔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不过，对于文人墨客而言，虽是戴罪之身，但他们在宁古塔的日子，相对要好一点。
因为自古百姓敬重文化，所以当这些人来到宁古塔的时候，当地官吏及百姓会给他们配备房子、田地和耕牛，对他们也不甚管束。
不过，配备了耕牛和田地，许多文人墨客也只能望牛兴叹。毕竟打小生活富裕，并不曾做过农活。
受丁酉科场案牵连的大才子吴兆骞就是一个例子。
吴兆骞长途奔波来到宁古塔时，见天寒地冻，又不懂得耕种，再加上自己是被冤枉的，因此成日唉声叹气。
吴兆骞虽有文才，但始终学不会犁田种地。不过，他发现宁古塔没有私塾，当地官员及犯人的孩子想要读书，需要走很远的路到盛京求学，于是他便开馆教学。
吴兆骞的才华早在科举考试之前，便在江南声名显赫。如今虽在宁古塔，当地官吏和犯人也对他早有耳闻。因此，大家听说他开馆教学，纷纷将孩子送到他的门下，就连总管宁古塔的巴海将军也上门请他做家庭教师。
如此一来，吴兆骞靠着他的才华，在宁古塔并没有陷入困顿，反倒因才气太大，官吏们纷纷以请他入宴为荣。
还有浙江文士杨越，就更有意思了。
杨越及家属都被朝廷流放到宁古塔。初到时，因一家人要吃喝，于是他顾不得知识分子的斯文，跑到人最热闹的地方摆地摊。卖的无非是他随身带来的东西，靠这些东西跟人换米度日。
不过，随身携带的东西有多少呢?卖完就没了。好在杨越的夫人做得一手绍兴糕饼小吃，于是支了锅灶卖起了糕饼。她的糕饼味道纯正，每天来买糕饼的人络绎不绝。杨越赚了钱后，和夫人索性开了一家绍兴风味餐馆。结果生意兴隆，就连官吏也将他这里做为定点接待的食堂了。
糕饼好吃，当然就有人想学，杨越夫妇很大方，只要别人问，他们都很有耐心地教授别人，还鼓励别人学着做生意。
杨越看到宁古塔当地的人参、貂皮等物产丰富，于是他又让人捎来布匹、绸缎等与当地人交易。并且，他还曾多次写信给他相熟的商人朋友，让他们携带此地没有的物品来和当地人做买卖。正是因为在他的带动下，宁古塔成了“商贩大集，南产珍货，十备六七，街市充溢，车轿照耀”的热闹集镇。
当然，文人墨客尽管要谋生，但他们还是经常会以文会友，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就像我刚才举例的吴兆骞和杨越，他俩本是邻居，又都是江南文士，因此除了“谈心夜夜入三更”，还成立了宁古塔第一个诗社——七谪之会。而参加诗社的才子文人们聚在一起时，经常“雪窖联吟，冰天共酌”，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作品，给文化贫瘠的宁古塔带来了勃勃生机。
生命力强大的人，就算把他丢到宁古塔这样可怕的地方，也会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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