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以“义”的经典范式高立云端，成为了千古传诵的极致诱惑：诱惑了刘、关、张斩木为杆的结义起事，成就了蜀国鼎足一隅的发展壮大。更为骇人的是后世的万千芸芸众生无不对“桃园结义”推崇备至，顶礼膜拜，群起效尤，发出了一声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间豪言，演绎出了一出出“拜把子”、“订同盟”的人间活剧。
“结义”的场景和幻象很是诱人，但结果却是致命的：蜀国在三国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成为最先灭亡的国家;后世中的结义收获更多的则是“背叛”和“出卖”。
“桃园结义”实则是快意恩仇、结盟一时的“兄弟小义”，而非成就事业、富民强国的“治世大义”，用它小打小闹尚可，若是治国以求长治久安则必败无疑。
一则“结义”损害了战略大局。作为三国中综合国力最为弱小的蜀国，在鼎足之中的战略大计为何?诸葛亮自出茅庐就已一锤定音：联吴抗曹。刘备集团也正是坚定贯彻执行这一既定方略，一步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然而当骄横的关羽被东吴击败擒杀后，刘备就“亲”令智昏，“公”“私”不分，使出了他人生最大的昏招，置“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于不顾，倾国东征为自己兄弟报仇。《三国演义》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在多官谏阻无效之时，赵云犯颜直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不料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后来在大家的一再劝阻下，刘备“心中稍回”。谁知当张飞又以兄弟之情责备刘备“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报?”时，刘备再一次为“小义”所迷，执意兴兵伐吴。结果是灾难性的，蜀国被东吴陆逊火烧连营大败亏输，招致刘备白帝城托孤，从此国势大衰。
二则“结义”破坏了法制规则。“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处于乱世的诸葛亮深知军法律令对于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必要性，他率先垂范，这才有了后来失街亭挥泪斩马谡、自行贬降三等的千古佳话。然而令人不堪的是，诸葛亮的“法制”最先却在刘、关、张的“结义”面前烟消云散。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后，正当诸葛孔明依军令状欲斩云长时，刘备站了出来横加阻拦：“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三国演义》说是“孔明方才饶了”，依我看实则是诸葛亮有法难依，是不想违背君臣之义的忍气吞身，是不得已而为之。就这样，法制规则被破坏了，小恩打败了大义，私谊战胜了公理，给蜀汉埋下了早衰的伏笔。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有了人情好办事，一切以“关系”、“熟人”为刚，导致法制不彰，潜规则盛行。我们每个个人都在享受着“结义”的好处，却忍视着“正义”的沉沦;我们常常抱怨着“潜规则”的不公，却看不到“法治”构建的重要。在“结义”虚幻的故事中，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历史循环、悲情难出!
三则“结义”阻遏了人才广纳。刘、关、张“三结义”无疑奠定了刘备集团起家干事业的人才基础，然而从一路冲杀出的“打虎亲兄弟”，到后期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都是对“结义”阻遏了人才广纳的无情暴露。如果说早先“三顾茅庐”关、张对诸葛孔明的不敬，及至诸葛刚加入刘备阵营受到的奚落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当刘备把“勇毅冠三军”的老黄忠列入五虎大将之一时，关羽的妄自尊大就暴露无遗。《三国演义》说得很清楚“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试想，智谋如诸葛者、勇武如黄忠者尚且一时难入“结义”小团体关、张的法眼，其它等而下之者就更不用提了。
“结义”是封建时代的江湖幻象，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格格不入。义讲的是人和情，损害的则是法和理，“结义”恩系于个人未为不可，若盛行于单位则拉帮结派、离心离德，流行于官场则固化成特殊利益集团，不惟阻遏人才精进，更会践踏法治，损害大局，结义流弊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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