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一个“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意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宋史学者葛金芳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宋代发生了一场“煤铁革命”，而英国要到十六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开发具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但对寺观、祠庙、公宇、民居、坟地及近坟园林下面的矿产，不许报矿，即使报矿，政府也不得开采)。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监务矿井，殆几万计” 。

　　宋朝的矿场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 ，矿坑开采出矿，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其余的产品可自主销售，利归自己。这叫做“二八抽分”，无疑是一项可以激发民间采矿积极性的制度，北宋矿冶业的繁荣应归功于此。

　　“坑冶，利之所在，有矿苗去处，不待劝率而人自寻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付，令烹炼到银铜入官” 。矿冶业以诱人的收益，吸引了无数的冒险家、游手，有些矿山居然聚集了十余万人，“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筭，常十余万人采凿 ;“(韶州)岑水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 。为防止民间私铸铜钱，宋朝要求矿坑的铜由官方收购，但由于韶州的铜产量太大，地方政府居然缺乏足够的本钱来收购。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即使是没有本钱的平民，也有机会承包到矿坑。那些搜寻矿苗的人，“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居然大多数都不带本钱。那么开矿的本钱从何而来?由政府提供贷款，“一行用度，以至灯油之类，并许召保，借支官钱应付。候烹炼到宝货，先行还官钱，余充课利” 。意思是说，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政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为鼓励民间贷款开矿，政府还承担了放贷的风险：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 。矿冶户如果采矿失败，可不用偿还贷款;只是三次开采失败后，即失去贷款资格。后来政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政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

　　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 。宋明政府，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跟明代政府不一样，宋朝政府对发展手工业、工商业表现得兴致勃勃，除了积极采矿，还在京师及各州县设立了无数个官营手工业场，包括铸钱监(铸币厂)、军器作坊与作院(兵工厂)、盐场、盐井监、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这些官营手工业场雇佣的工匠，多者达数千、上万人;制造出来的产品，也不仅仅用于政府消费，还投入市场，使得这些手工业场具有了企业的性质。这也符合“原始工业化”定义的标准之一：为市场而生产。

　　宋代官营手工业虽然发达，却不是独霸天下，民营的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气象，并且在矿冶、陶瓷、纺织、造纸等行业抢占了主导地位。北宋时，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 ，学者估计当时全国机户当在十万户上下，许多机户还雇佣有织工;徐州附近的利国监，有三十六个民营矿场，矿主“皆大家，藏镪巨万” ，各自雇佣了一百多名矿工采矿;四川的民营企业家开凿“卓筒井”制盐，“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 。“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津津乐道的雇佣劳动，其实早在北宋时已经相当常见。

　　民营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显然要优于官营手工业。如宋代的造船业，当以福建最为发达，而福建的造船业几乎是民营造船厂的天下，官营造船厂并不兴隆，造出来的船只也不如民间造船的精致。又如宋仁宗年间，开封商人杜升、李庆等六家工场承包了晋州的炼矾业，从晋州的官营矿场购买生矾，运至京师汴梁，煎炼成熟矾出售，生意做得红火火。

　　河东路转运司眼看着煎炼熟矾这门生意很赚钱，便在晋州“官置锅镬，自煎熟矾”，成立官营炼矾工场(炼矾务)跟民营企业家争夺市场。官方的染指虽然导致杜升等六家炼矾工场“积压矾货，出卖不行”，但民营企业家无疑更熟悉市场，几年下来，几乎将官营的炼矾务打垮：庆历元年至三年，杜升等六户的纳税额分别为十一万贯、十四万贯、十五万贯;而晋州官营炼矾务的年收入只有五万七千贯、四万二千贯、四万七千贯。

　　可惜后来宋政府为挽救亏损的晋州官营炼矾务，决定收回六家民营炼矾工场的承包权，“煎矾锅镬家事纳官，今后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晋州炼矾务一面重煎，收办课利”，由晋州炼矾务垄断经营炼矾业。杜升、李庆等六户不服，联名起诉河东路转运司，要求河东路转运司停止侵权行为。欧阳修奉旨调查这一纠纷，认为河东路转运司违约在先，“官自炼矾出卖，见一时之小利，致经久之难行”。因此，他反对将炼矾工场收归官营，建议“官罢自煎熟矾出卖，只令杜升等六户，依旧管认年额(承包额)” ，由六户继续承包晋州的炼矾业。

　　却不知欧阳修的意见是否获朝廷采纳。但民营手工业的势头已不可遏止，成为推动宋代“原始工业化”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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