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33年，汉元帝和群臣在朝堂上争吵得异常激烈。原来是臣服于汉王朝的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称，愿意为天子守边，请皇帝裁撤上谷郡到敦煌郡之间的要塞，复原戍卒，好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此时的匈奴早已不是当时那个不可一世的匈奴了，经过汉武帝的不断打击，又遇上了连年的天灾，更有内斗，匈奴分裂为了南北两部分。三年前，北匈奴首领郅支单于被汉军所杀，而呼韩邪单于所率领的南匈奴则选择了臣服汉朝，成了汉朝北方的藩属屏障。
所以很多大臣都认为呼韩邪单于的这个建议是衷心的，可以接纳，唯有郎中侯应一人不同意。他认为叛服不定是所有藩属臣国的天性，一旦汉王朝衰弱，没有了戍卒守卫的边关，势必会给匈奴或者其他民族有可乘之机，为此还列出了十个理由。
不过这十条理由中，除六条是说防御外敌外，还有四条是说边塞的戍卒一旦撤掉，属国移民、沿边各地的奴仆婢女、官府通缉的犯人、历年来投降匈奴将士的亲属，和可能就逃到境外了。此时的汉朝虽然强大，但社会管控严格，自然灾害频发，仅汉元帝上位的第一年，就有数万人逃亡到了匈奴。
在听了侯应的观点之后，汉元帝很快就否定了呼韩邪单于的这个请求。
二、
六百多年后，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大唐贞观年间。
高僧玄奘希望能西行求法，却没得到太宗皇帝的批准，于是开始了偷渡出国。十多年后，当他带着经书回来时，却停在了玉门关外不敢归国。他给太宗皇帝写了封信，对自己十多年钱没得到许可便擅自出国西行表达了忏悔，并将此次求法的所有功劳全部归功太宗皇帝，以求其谅解和支持。
我们知道，盛唐是一个以开放著称的时代，它以博大的胸襟面对着整个世界。可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即便如此，王朝的百姓依旧不能自由迁徙，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国家。
三、
又过了一千多年，来到了1740年的乾隆时期。当时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华人。因事发地点之一为城西一条名为红溪的河，所以称为“红溪惨案”。
荷兰及殖民当局担心清政府会采取报复行动，于是就派人来进行说明和道歉。结果你猜乾隆皇帝怎么说?他将这些擅自离开故国，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华人视作“天朝弃民”，认为他们是“自弃王化”，遭到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
这些华人为何要到海外去谋生活?难道他们不知道背井离乡的痛苦和不易?他们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发家致富，而这在当时管束严厉的国内是无法实现的。结果一个小小的致富愿望却让他们成了“天朝弃民”，让他们在遭受异族屠戮的时候完全得不到祖国的保护，甚至是些许的同情。
因为，在统治者眼里，他们逃离了统治，也就是背叛了祖国。
四、
统治者习惯于将治理国家的方法称作是“驭民之术”，认为自己是在“代天管理百姓”，可实际上呢，他们不过是将百姓当做了驯服的牛羊。
统治者试图以强权管控整个社会，每一个人。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是将当权者推到了民众的对立面，而在皇帝就是国家的时代，国家便无法和民众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于是乎，历史上“国不知有民，民遂不知有国”的悲剧就开始频繁地轮番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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