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之战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重要政绩。在这次征战中，诸葛亮把军事行动与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并成功地运用“攻心为上”的政策，胜利平定了南中叛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蜀国的南中地区包括四郡，即越靣靣、益州、永昌、牂牁，指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这里除了住有汉族外，还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彝"。秦汉以来，由于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南中地区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经常发生反抗活动。刘备占据益州后，为了稳定蜀国的政权，根据诸葛亮在隆中提出的搞好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是南中的豪强地主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却利用民族矛盾，为了割据一方，举行武装叛乱。
建兴元年(223年)，益州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杀太守正昂，又缚送继任太守张裔到东吴，以换取孙权的支持。孙权即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互为声援。雍闿又诱永昌郡人孟获，使之煽动各族群众叛蜀。紧接着，越靣郡(今四川西昌)的叟族首领高定元、牂牁郡(今贵州西部)太守(一说郡丞)朱褒，并皆响应，相继叛乱。
南中叛乱是蜀国于夷陵被孙吴打败之后面临的又一严峻局面，其时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即位，政权不稳，加上孙吴、曹魏威胁在外，形势十分危急。但辅佐后主的诸葛亮，临事不慌，没有仓促起兵，而是暂时，“抚而不讨”，命令各地闭关严守，息民殖谷。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政治，改革官职，修订法制。诸葛亮还致书雍闿，争取和平解决，但遭拒绝。同时急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赴吴，以刘孙联盟共同抗曹的利害关系，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这就减轻了外部压力，孤立了叛乱分子。这样，蜀汉政权获得了喘息机会，通过整顿内政，形势趋于稳定。于此之后，诸葛亮开始了平定南中的征战。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离都城成都南下。临行，参军马谡献策：“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接受了这一正确意见，坚持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同时兵分三路：以门下督马忠为牂牁太守，率东路军由僰道(今四川宜宾)攻打据守在牂牁的朱褒;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李恢由中路从平夷进逼益州;诸葛亮率主力以西路经水道入越靣攻打高定元。由于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训练，蜀军士气高昂，战事顺利展开。
诸葛亮的西路大军顺岷江至安上(今四川屏山)，旋即西向进入越靣地区。这时高定元已分别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定笮(今四川盐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一带部署军队，修筑营垒，对抗蜀军。为了寻歼叛军，诸葛亮在卑水停军等待时机。高定元见蜀军已到，忙把自己的军队从各处调集汇合起来，准备决战。诸葛亮乘叛军尚未完全调集部署之际，迅速进军，突然袭击，一举歼灭了叛军，并杀死高定元，进占越靣郡。与此同时，东路的马忠也打败了朱褒，攻占了牂牁郡。
李恢的中路军于进军路上，曾被围困于昆明，时叛军数倍于蜀军，又未得诸葛亮的声息，处境一度险恶。李恢故意扬言因粮尽要退军，叛军闻讯，信以为真，因而麻痹大意，围守怠缓。李恢乘机突然出击，大破叛军，并与东、西路大军相互呼应。诸葛亮随即指挥大军继续南下，直指叛军的最后据点益州郡。这年五月，蜀军冒着酷暑炎热，穿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渡过沪水(金沙江)，进入南中腹地，逼近益州郡。这时，叛军的内部已经起了变化，叛乱头目雍闿在内讧中被高定元的部下杀掉了，当地彝族首领孟获继统雍闿余部，率叛军对抗蜀军。
孟获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很有声望和号召力。对于这样的人物，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政策。当蜀军包围了益州郡时，孟获也在积极准备，守城应战。战前，诸葛亮下令只许生擒孟获，不许伤害。双方开仗时，蜀军设置埋伏，生擒了孟获。孟获以中计被俘，心里不服。诸葛亮让他观看了蜀军阵容，然后予以释放，让他整军再战。结果，孟获再次被擒，诸葛亮又放了他。这样再战再擒，前后七次，孟获终于心服，表示不再叛乱。南中叛乱本是当地豪强大族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挑起的不义之战，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人民的真正支持，而诸葛亮的平叛措施得当，注意政治影响，因此平乱工作进展顺利，春天出兵，秋天即告胜利，消灭了叛乱力量。
小说《三国演义》中，分别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初受执”至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都是描写此战。不过当中的情节都是虚构，如将孟获奉为蛮王;雍闿、朱褒、高定三人是孟获之下;七擒孟获正史中没有说明，但小说却加以创造;而当中大多数南中人物，如鄂焕、祝融夫人、孟优、木鹿大王等都是小说所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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