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说起来其实是一件很不解的事，就好比我们平日里玩的纸牌游戏炸金花，输掉的一方要向赢方进贡，胜方则心安理得地接受。在古代战争中，这个原则也广为遵行，失败的国家必须向对方纳贡祁安，弱肉强食嘛，原本无可厚非。可怪就怪在大宋和辽国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明明大宋优势在前，眼看胜券在握，却接受了辽国纳和的不平等建议，还委曲求全地给对方进贡钱粮，你说是不是可笑至极。
下面就来扒一扒这次宋辽对战的幕后究竟有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它的结盟达成了金元乱世中的百年平静，使得宋辽两个原本相互视若仇寇的国家，彼此却保持了121年难能可贵的和平局面，百姓安居乐业，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开启了宋朝百年的和平盛世。
澶渊，即今日的河南濮阳，它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天的行程，即使去宋都开封，也不过200里之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为宋都的咽喉要道。
宋真宗景德元年，即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大举南侵。兵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东京危急。宋真宗赵恒畏敌，准备迁都南逃，一时间官兵人人自危，开封弥漫在一片恐慌的氛围中。
按理说当时的大宋虽说不上有多强大，但对付一个契丹小国应该游刃有余吧，何至于畏敌如虎，还没开战，连皇帝都自乱阵脚了呢?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当时宋辽的军事实力。
先说两国的兵力。宋朝在1004年，全国总兵力在70-80万左右。宋朝禁军约40万左右，厢军为26万左右。厢军主要负责运输和杂务，并非正规军作战。对付辽国强大的骑兵部队，厢军也没能力与之进行大规模野战。真正能够对付辽国的，也就是河北，河东，京师三处禁军，总兵力约37万。
再看同时期的辽国，兵力主要分布在南京地区(幽云地区)这一地区的总兵力高达56万6千。主要敌人为宋朝中京地区兵力布置为5万，东京地区对付高丽的兵力为7万，西部对付西域各国的兵力为12万，上京地区有16万左右的兵力，此五处总兵力高达96万6千。这个数量远远高于大宋的禁军。
再来看两国的战力。
宋军的战力其实对契丹来说不值一提，当年赵光义曾经三征契丹，妄图一统中原，结果却三次大败而归，从而在宋军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契丹的恐惧日益增强，这也是萧太后敢于御驾亲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到了赵恒主政时期，中央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为了增加收入，宋真宗不得不加征百姓赋税，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也就是说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
而当时的契丹，由于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到耶律德光时期，契丹总兵力已达50万之众，且多为骑兵，可谓兵强马壮。而赵恒时的宋朝，军马不过二十万匹，不仅数量落后契丹，马的质量更是相差很多，宋军战力可见一斑。
所以说不论兵力战力，宋朝都逊色于辽国，这也是赵恒选择逃跑的首要因素。就在大宋军民人人自危的时候，有一个人却临危不乱，勇敢地挺身而出，适时的阻止了赵恒的逃跑主义行为。他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寇准。
辽军于1004年大举入侵中原腹地时，宋真宗惊慌失措问计与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只有寇准不同意冒死力谏：“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寇准一番侃侃而谈，陈词利弊，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把当前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让怯战的赵恒也没了主张，最后迫不得已的宋真宗只好咬牙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了。不过在前往澶州途中，畏敌如虎的赵恒又想打退堂鼓，还是寇准出面了，《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条载:
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真宗听罢寇准铿锵有力的一番话语，还是游移不定。
准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上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
在寇准和王应昌的极力劝说下，宋真宗终于下定了决心。銮驾到达澶州那一刻，宋军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顿时一扫多日的颓靡之势：“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和辽军“相持十馀日,其统军达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达览额。达览死，乃密奉书请盟。”辽军司令这一意外身亡，不仅使得宋军士气高涨，也沉重打击了辽国的嚣张气焰。萧太后因此心灰意冷，决定和大宋罢兵言和，而此提议正合不想打仗的真宗皇帝的意向，遂很快达成协议：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主持下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也使得曾经烽烟四起的两国之间从此进入了难得一遇的百年和平盛世时代。
而对达成“澶渊之盟”有着突出贡献的寇准，虽然迎来了他一生短暂的辉煌，却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衰落下去，被真宗赵恒抛弃了。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三月，被派知陕州。从一个在朝堂之上大权在握的宰相，倏忽间被派往偏远山区做地方官，寇准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结局就是彻底被宋真宗踢出了大宋权力中枢，相当于被流放了。
那么造成寇准这种悲惨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说来不过有以下几点：
1 遭到政敌的打击
在劝说皇帝赵恒亲征澶州前，寇准曾当众毫不留情地斥责了其他大臣的迁都建议，让王钦若等一帮老臣颜面扫地，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
而在澶渊亲征之前，有人曾问过寇准的打算。寇准说得相当壮烈:“直有热血相泼耳。”现在，这句话被政敌抓住把柄，说他“无爱君之心”。并且进一步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王钦若对赵恒进谗言说寇准为了成功，居然拿皇帝您的身家性命做了赌注筹码，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寇准这种行为无疑是欺君犯上之罪。
这些话都刺到了真宗的痛处。王钦若通过这番话，成功的挑拨了寇准与真宗的君臣关系。
2 骄傲埋下的隐患
经过“澶渊之盟”,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览，实行宰相专政。在人事任免上，寇准开始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搞起了自己的一言堂。因此总是遭到同行弹劾，时间久了，难免在真宗心里留下猜忌的种子。
而寇准虽有政治家的韬略，却缺少政客的心机，不懂得揣度上峰的心理，即使面对皇帝本人，也敢犯颜直谏，语无遮拦。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做为一个臣子，竟敢当面拉住皇帝的衣服讨论事情，这种行为，恐怕也只有寇准能够做得出来吧!
3 寇准这个人自恃才高八斗，可以说是目中无人
在朝为官数年居然没有结交到几个真正的朋友。只有同期为相的毕士安曾经真心帮助过寇准，而毕士安一死，寇准就失去了一道强有力的保障。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了朋友的帮助，寇准渐渐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澶渊之盟”成就了寇准的辉煌，同时也成了寇准官场的滑铁卢。一代名相，最终遗恨他乡，说起来不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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