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们，在选择继任国君时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很多混乱皆因君主之位而起，在西周建国前期，由于周天子的军力威慑，诸侯国们大多皆尊崇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出现频繁的忤逆事件，但到王室衰微而后的春秋战国，这种乱局则频繁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快速蔓延。而那些称霸中原的霸主们，大多成为平衡各方局势的关键，除了周天子外，这些霸主们多是诸侯国们思考国家外交的决定因素。
有趣的是，这些能够制衡天下的春秋霸主们，大多都曾流浪列国，甚至在敌国生活数年或数十年，大凡有能力重新划分国际势力的君主，都是如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当年还是公子的时候就崇信权力，他们的理想永远不可能是做个平庸的臣子，或者什么旅途的浪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叫作王畿，是国中之国，是最富庶的好地方，对于这些公子而言，成为国君就是最好的归宿，当然也就前赴后继、阴谋算计、坚持不懈的要以各种方式去赢得王位。
数千年前的中原大地，中原人的祖先们在静谧的深山与草原中穿行，在悠远的湖泊和茫茫的森林中探寻，看到天空的白云和丛林里奔跑的野兽，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到自己的后人们，会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不会再像他们那般迁徙四方、到处流浪，但对生命的敬畏让他们学会了去不断的学习和控制，他们无师自通的学懂了一种叫做权力的东西。
权力让他们拥有不再孤独的力量，让他们不再流浪，权力终让他们沉迷，也让这种东西逐渐贯穿于他们的血液当中，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人们。他们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建立了繁盛的国家，打造了权力的体系，那些站在巅峰的英雄就是这个国家的王者，他们享有最高的荣耀与尊严，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奢侈、去享受、去体验人生的美好，这即是权力带给他们的骄傲，但也带给了他们衰败。
任何时代总有明君和昏王之说，那些明君多半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为部落或族人带来了更大的希望，而那些昏王则往往失去了自我，在感受祖先的馈赠以外，他们就会不以为然的去折磨别人，以此诱发了各种乱局。有的来自外部，有的则来自内部，而内部则多因公子争位，常常就伴随着政局的动荡或是国家的衰亡，夏商之亡皆为如此。
而周王国行分封之制，则将这种乱象演绎的更为深刻，周天子几代传承而后开始堕落，分封的诸侯国们因权力的增强，俨然成为地方上的霸主，天子号令，政由己出。诸侯国们的乱，本身就跟周王国的分封体制有关。所谓分封亲戚，以藩都城，这种带着浓浓血缘关系的政治体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因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那种绝对服从的态度，已经被权力的欲望熏陶得似真似假。对于诸侯国君们，天子远在天边，就近原则，还是自己说了算，这才是正道。
当然，诸侯国的公子们，数量繁多，人才济济，如果不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或许乱局会更快的产生。政治格局的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每年的战争都在发生，贵族圈层每时每刻都在洗牌，风险与机会并存，喧嚣热闹与权力更替同在。诸侯国的公子们显然清晰的意识到权力更替的规则，就是要建立好的联盟团队，积蓄足够的军事力量，只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即便不是嫡长子，成为国君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公子争位的变故而导致国家内乱的，可以说几乎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每个诸侯国都是存在的，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死后，君位被他的叔祖父秦简公抢走，秦献公浪迹西戎和辗转魏国，数十年后才得以回归秦国。楚武王杀掉兄弟的儿子自立为君，晋献公的儿子相继为君，鲁国伯御攻杀鲁懿公，自立为君，是为鲁废公;再有郑庄公死后的诸子争位，齐襄公死后的兄弟争位，齐桓公小白最终成功夺取君位，而后齐桓公死，齐桓公的几个儿子又相继为战。诸如种种，皆因公子为权力而发动战争，导致国内混乱有关。
在这些成功逆袭的公子中，又以楚武王、秦献公、晋文公、齐桓公等为最有能力者，而后面这三位，则皆有过流浪之经历，秦献公在魏国待了近三十年，可谓尽得魏国的政治精髓，这也才为秦献公赢得魏国支持，回归秦国抢回王位奠定根基。而晋文公可谓周游列国，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最后又回到了晋国，可说转了个大圈圈，也是流浪了数年才最终成功继位。齐桓公则是流浪卫国，在几近绝望之际，才得鲍叔牙的谋略回到齐国，成为齐国君主。这些乱世霸主们，皆有过流浪之事，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
这些霸主们虽在外流浪，但大多有着共同的信条，即都是坚持不懈的崇信权力回归，身边都跟随着忠贞的朝臣，他们的血液基因中隐藏着来自他们祖先们的生存本事，就是强大的生存能力，即便大难临头，他们也都能依托各种谋略化险为夷。他们是适合在乱世生存的君主，或许他们并非什么所谓千古圣君，但在他们的时代里，他们具有成为霸主的潜力，国君的位置始终为他们留着，只要坚持下去，他们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他们最后都赢了，跟随他们的朝臣也都赢了，等待他们归位的国家，也都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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