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

　　梁师成外表愚讷谦卑，看上去老实厚道，不象是能说会道的人，实际上却内藏奸诈，善察言观色，处事老道，深得宋徽宗赵佶的宠信。

　　发迹

　　梁师成原本在贾祥的书艺局当役，因为本性慧黠，加之在书艺局耳濡目染，也略习文法、诗书。

　　贾祥死后，他便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主管出外传导御旨。这可是个肥缺，所有御书号令都经他手传出来，颁命天下。

　　揽权

　　天长日久，他也看出些门道，找来几个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拟圣旨下传，外廷人不知底细，也不辨真伪。

　　梁师成虽多少懂些诗书，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大手笔，他却喜欢附庸风雅，自我标榜吹嘘，说自己出自于苏轼之门，还四处宣称以翰墨为己任，常常对门下的四方俊秀名士指点批评。他还在府宅的外舍放置各种字画、卷轴，邀请宾客观赏、评论，题识。如果题识令他满意的他便加以荐引。所以朝廷的大臣谁也不敢低估他背地里都称他为“隐相”。

　　当时被称为“六贼”之一的王黼，对梁师成更是如子敬父，称之为“恩府先生”。两人府第仅一墙之隔，又在墙上设一小门。日夜往来交通。

　　王黼仗着有梁师成撑腰，强占左邻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宅，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从内眷到仆隶一起扫地出门，路人见状无不愤惋叹惜但却无可奈何。

　　大太监李彦，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继杨戬提举西城所，置局汝州，搜刮民田为公田。焚民故券，使输田租，凡有投诉上报的人，一旦被他知道，使严加拷打，一时死者千万。他还征发财物要求供奉，酷胜朱励，廉费巨万，劳民妨农。他对各地地方官也极不尊重，所到之处，便倨坐在大堂上，监司、都守都不敢与之抗礼，一时结怨于西北。有人告到徽宗面前，徽宗尚未发言，一旁的梁师成却恐有伤同类，厉声说：“皇上身边的人官职虽微，也列诸侯之上，李彦那样做，怎么算是过分呢?”言者惧怕梁师成专权狠毒，当即不敢发怨辞。就连气焰熏天的蔡京父子也丝毫不敢怠慢梁师成。

　　梁师成利用宋徽宗的宠幸，将自己名字窜入进土籍中。这样一个太监出身的家伙摇身变成了进士出身，于是迁升为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后来都监建明堂，明堂建成后，又拜节度使，加中太一官，神宵官宫使，历护国、镇东、河杀三节度使，至校检太傅，再拜太尉，开封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

　　宣和年间，赵良嗣献计联金攻辽，朝臣多不同意。唯童贯、王黼等人意愿坚决。最初梁师成也不同意此计，后经王黼的游说，他才赞同并推荐谭棋作宣抚使。后来王黼等人大肆搜刮，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空城五六座、假称大捷。梁师成也因“献策”之功晋升为少保。

　　梁师成不仅独断专行，侍权弄柄，还通纳贿赂。有个人向他贿赂了数百万钱，他便以此人献颂扬皇上之书有功为名，令其参加廷试。唱第之日，他侍从于帝前，盛气凌人。

　　宋徽宗宣和末年，郓王赵楷恃宠企图动摇东宫太子赵桓之位，梁师成竭立保护。后来，赵桓即位(即宋钦宗)，因念旧“恩”，让宋徽宗的宠宦都从徽宗东卞，独留梁师成在身边。

　　被杀

　　但是梁师成的奸佞之举，却引起朝臣和百姓的强烈反感，太学陈东和布衣张炳上疏力诋其罪。说梁师成情定策有功，身怀异志，表里相应，变恐不测，应正之典型，以谢天下。钦宗虽迫于公议，但还不想下手。梁师成生怕离了钦宗会被人处置，所以寝食都不离钦宗一步。就连钦宗皇帝上厕所，他都恭侍厕外，以防不测。他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见没有什么动静，心下稍安。

　　就在这时，郑望之出使重营回来。钦宗命梁师成与郑望之持宣和殿珠玉器玩再次前往，并让郑望之先行一步到中书晓谕宰相，如果梁师成去，就扣押定罪。梁师成不知原因，以为警报早除，威风如旧地来到中书，结果被早已守候的兵将擒住，宋钦宗下诏将其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由开封府支“保护”至任所，当走到八角镇时，府吏缢杀了梁师成，上表说其“暴死”。

　　2历史考证

　　《宋史》的编写者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和《东都事略》等史料为据，但仍坚持梁师成是“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出子：即庶子)”，表示编写者们也是将信将疑。在给苏轼从孙苏元老(大概是苏轼伯父苏涣之曾孙)作传时，《宋史》的编写者再次谈到梁师成与苏家的关系：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佑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宋史·卷三四〇·苏元老传》

　　所谓“附骥尾”等言语，表面是在自谦，实乃暗寓对梁师成“蝇附骥尾”深衔其恨。看来编修《宋史》之臣，于此颇费曲笔。

　　后世之人，每每谈及此事，都像周密一样，对梁师成攀龙附凤之举甚是不齿，但皆肯定他在客观上对苏轼诗文翰墨的保护：

　　梁师成以翰墨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往往遭点污……师成自言苏轼出。于时天下禁诵苏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六·宋·晁说之》　　内侍梁师成领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礼文符瑞之事，多所润饰。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称苏轼出子，时天下禁诵苏文，人间不敢蓄其尺牍，师成诉于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苏公之文稍出于世，亦师成之力也。夫师成以一介奄寺，逄迎希宠，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传至今，事固有待而兴也，亦大奇矣!——[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五》　　内监辈得志，多无忌惮。如梁师成之父苏子瞻，童贯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苏、王子孙终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

　　然而就在宋代，有的人却在此事上巧加罗织，对跟随东坡远赴海隅、“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宋史·本传》)，素以孝义见称于世的苏过，恣意诋毁：

　　苏东坡子(苏)过，范淳夫子(范)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元佑党)籍中，亦不得官职。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谕宅库云：“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叔党缘是多散金，卒丧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师成。师成妻死，(范)温与(苏)过当以母礼丧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则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

　　因为苏轼是程颐的死对头，朱熹对东坡向来心存敌意。在政治上，他宁愿认同王安石，也很少首肯苏轼，这倒无可厚非，可他在史无所据的情形下，硬说苏过对梁师成“以父事之”，实为中伤之语。试想，梁师成为得东坡后人认可，曾去巴结东坡的从孙苏元老，遭到拒绝之后，并没有恶意加害，苏过身为苏元老之叔，梁师成为求认同，更应备加礼遇，怎可让其“以父事之”?梁师成一介太监，何“妻”之有(宋时尚无明朝太监与宫女对食之制)?没有妻子，苏过与范温又怎会“以母礼丧之”?以上恶语，若真是朱熹所亲口捏造，他那貌似“圣人”之状，实可降入狗肚鸡肠之列。请看后人对朱熹是如何反唇相讥的：

　　《朱子语录》：“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师成门，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师成妻死，温与过欲丧以母礼，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则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罗志仁《姑苏笔记》：“贾似道柄国时，浙曹朱浚，每有札子白事，必称‘某万拜’。”(朱)浚，晦翁(朱熹)曾孙也。晦翁为门人语及苏过、范温，盖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朱)浚为大儒之后，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卷一》

　　其实东坡诸子及侄、孙，在宋徽宗赵佶昏聩无道、“六贼”当政时皆有操守。尤其是苏过，他宁愿甘居微职，也不向梁师成低头，还曾阻止父亲的旧友向“六贼”献媚。后来他遭遇靖康之难，笑骂群贼，以身许国，酷似其父“挺挺大节”，朱熹及其门徒之“邪说”，只堪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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