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是南宋末期非常重要的将领，正是因为他在四川实施“山城防御体系”，才一改四川被蒙古军随意抄掠的颓势。后来，他留下来的防御工事钓鱼城，更是直接打死了蒙古大汗蒙哥;而且直到南宋灭亡后，四川钓鱼城还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才能拿下来。可以说，余玠在四川的经营，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四川钓鱼城遗址)
但是，这样一个立下大功劳的人，当时和后世却给了他很低的评价。正当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打造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宋理宗却以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为由，召他回朝。余玠知道后，非常生气，史书上说他“愤懑成疾，暴卒。”一年后，监察御史吴燧又“打死蛇”，告余玠七宗大罪。于是，理宗查抄余玠家产，削去余玠资政殿学士之职，并迫害其家属和亲信。
不只是理宗不待见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也不高。《宋史》作者脱脱对余玠的评价是：“喜功名，好大言……余玠意气豪雄，而志不克信。”就是说余玠喜欢吹牛，但实际上意气用事，眼高手低。
余玠受到那样不公平的待遇，实在是南宋晚期政治生态最集中的体现。
余玠之所以在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进行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被理宗怀疑，实在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当时，朝中左丞相谢方叔、参知政事徐清叟，包括监察御史吴燧等人，与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赵葵等人争斗非常激烈。余玠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本来没有参与其中。但因为余玠曾经是赵葵在两淮战场上的副职，属于赵葵阵营里的人。余玠的成功，就是赵葵的成功;余玠的失败，就是赵葵的失败。所以，打击余玠，也就是卸掉赵葵的左膀右臂。在这种情况下，谢方叔和徐清叟等人才不遗余力，捏造事实弹劾余玠。
(余玠抗蒙雕像)
那么，宋理宗为什么也在余玠立下汗马功劳的时候，选择怀疑他呢?大约有这么一些原因：
一是因为四川在宋朝向来是敏感之地。北宋时候有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宋宁宗的时候，韩侂胄北伐，四川的封疆大吏吴曦叛乱，投降金国，直接造成北伐失败。
二是余玠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余如孙”。这里的“如孙”，有人向理宗解释说是“如孙仲谋”的意思。既然如孙仲谋，那就意味着余玠想在四川割据称王。
三是因为余玠在四川不但打造山城防御体系，还派俞兴等将领在成都平原上屯田，从而让四川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复苏。余玠的做法让老百姓非常感激，因此有人私自为余玠塑像，修生祠敬拜。这件事后来被余玠发现后，及时阻止了下来。但阻止下来，依然成为余玠大罪。
四是四川军队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存在自行一套的问题。也就是说，上一任将领调离或阵亡后，军队里就有人自封为接班人。当时四川统制姚世安是谢方叔的人，他就想自封将领。余玠带兵前往处置他，没有成功，反而被谢方叔状告余玠想独霸一方。
因为以上四个原因，因此宋理宗疑神疑鬼，听信谣言，打击了余玠。
史学家脱脱说余玠“好大言”，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实际上，余玠并非眼高手低的人。当年，宋理宗把余玠从两淮调到四川的时候，余玠对宋理宗说：“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而事实上，在余玠经营四川期间，他是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后来，他领兵北伐，出川进攻被蒙古人占领的兴元(汉中)，没有拿下。让四川没有获得向北进攻的箭头。但是，如果给他时间，他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脱脱又说余玠“意气”，意思有点说余玠意气用事。作为佐证的例子，一是说余玠处理统制姚世安的问题。但是作为统一指挥，余玠一点儿也没有做错。一支军队没有一个严格的军纪，军队就无法打胜仗。二是余玠接到宋理宗调他回朝廷的时候，愤懑成疾，暴卒，好像是说余玠受不得打击。但这也是错误的理解。余玠为什么会“暴卒”，这本来就是一段历史公案，有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有人认为他是被毒杀。
而且，余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宋朝手握重兵在外，被解除兵权后，没有好下场的，太多了，岳飞就是一个例子。后来王坚在钓鱼城打死蒙哥大汗后，不久受贾似道迫害，被解除兵权回临安，也是不久就莫名其妙死掉了。
脱脱这样写余玠，是因为脱脱失于调查，还是他站在蒙古人的立场，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余玠是南宋末年功劳巨大，却受莫大冤枉的名将，让后世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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