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末至明正统年间，中央王朝与麓川傣族地方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激化的结果，造成长期战乱的局势，既不利于朝廷的封建统治，又有碍边疆的安定和德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麓川战役彻底瓦解了思氏傣族领主的政治军事势力，使得此后五百余年间德宏与中央王朝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保证了德宏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并使今后德宏战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朝廷向德宏发兵，其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不再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了。
另外，明朝在麓川战役之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在原麓川政区内先后设立了七个土司政权，这些土司原是麓川思氏的部属，在麓川战役期间归附明朝，被朝廷授委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世袭职位，成为互不相统属的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些土司世沐皇恩，均以报效朝廷为职责。土司制度在麓川战役后得到巩固和完善，它适应于当时德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既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增强边疆各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又使德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其次，麓川战役促成了德宏前所未有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大量内地官兵流落德宏各地，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不少汉族官兵娶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逐渐被少数民族所同化，“娶夷婆，变夷人”的说法流传至今。
随着大量汉族定居德宏，汉族的先进文化也越来越深地扎进了德宏这块偏远之地。特别是官兵进军所经过的今梁河、盈江一线，当地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尤深。今陇川县户撒乡是明军屯兵要地和后勤补给站，作战所需的大量兵器即在户撒锻制或修复后运往前线。据说户撒阿昌族打制刀具的精湛技术便是明军工匠传人的，今户撒刀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我国三大民族刀具之一。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麓川战役之后，“南京应天府”在德宏这个祖国西南极边之地，一下子成为叫人羡慕的、让人产生无比荣耀的地名。不仅汉族官兵的后裔一致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从“南京应天府”随王尚书南征而来，就连梁河南甸傣族土司及盈江干崖傣族土司竟也说自己的祖先是“南京应天府”人，并郑重其事地写进土司家谱之中。
毫无疑问，以明朝京都作为自己的祖籍，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在精神上拥有一种优越感，汉族官兵的后裔们凭此形成一种凝聚力，依靠这强大的精神力量增加在蛮荒之地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而对南甸、干崖傣族土司来说，认“南京应天府”为祖籍，一是可假借中央朝廷的政治影响来统治本民族，二是为了应对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极端歧视态度。
麓川战争是德宏傣族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麓川王国的瓦解，明廷先后在德宏建立了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陇川三个宣抚使司，遮放、盏达(今属盈江县)两个副宣抚使司，以及芒市长官司(后升安抚使司)和勐卯安抚使司，共计七个世袭傣族土司，各个土司不论职衔高低，均互不统属，只听命于封建王朝，为朝廷守卫边陲，并纳差发、输贡赋。从此，封建土司在德宏统治了约五百年。
麓川之役也导致了明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衰落。朝中大臣上书中曾说：“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在“江南水旱相仍，军民俱困”、“瓦剌边患”的严峻形势下，王振等仍然要调动江南和四川各地的大量兵力，“转饷半天下”发动了持续9年的大规模战争，从而引发国内农民起义，政局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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