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3年，前秦伐晋，于淝水与东晋北府军交战，大败，前秦八十余万大军折损至仅剩十万，元气大伤。可奇怪的是，东晋此后对北方的军事行动十分有限，战绩也乏善可陈，直到二十一年后的刘裕北伐，东晋才收回洛阳，直抵长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东晋未能趁淝水之战大胜之势挺进中原恢复故土呢?
一、淝水之战后东晋与北方政权的对峙情况
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确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反攻措施。《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春正月龙骧将军刘牢之克谯城。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又攻取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前锋都督谢玄击溃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春正月，蜀郡太守任权击败苻坚守将夺回益州。可见淝水大胜后，东晋收复了淝水之战前被前秦占领的一些州郡。局面看似一片大好，如此挟淝水大胜之势一统天下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奇怪的是太元十年之后，东晋政权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就似乎停止了，且史传中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战事多为前秦崩溃后北方割据政权互相的征伐。仿佛东晋政权在淝水战后取得了些许优势便没有动作了。这不禁令人生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晋政权未能进一步扩大淝水之战的战果?
二、东晋末年政治局势与陈郡谢氏尴尬的政治地位
淝水一战，功劳最大者莫过于陈郡谢氏一族，东晋最为精锐的北府军也被谢安、谢玄、谢石等人掌控。以理度之，刚刚指挥完淝水大胜的谢安、谢玄等人也是继续指挥北伐的最佳人选。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本人也确有此意。《晋书·谢安传》载：“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可见谢安的确打算收复中原，完成统一。
但东晋末年微妙的政治局势使他步履维艰。一方面，陈郡谢氏遭受到了皇族的猜忌。当朝的东晋孝武帝亦非懦弱无能的庸主。虽然史籍大多对其评价不高，但相较于前代他在位时强化了皇权与司马氏宗室的实力。其中尤以重用司马道子，使其与谢安共同担任录尚书事，制衡谢安为其主要手段。孝武帝对以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多加提防，采用各种手段控制谢氏家族。这样紧张的君臣关系，使谢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皇帝的关系。
其次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并不仅仅存在着门阀大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士家大族之间也有各种冲突。谢安任相之前，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掌权，一度妄图代晋称帝。不过，桓温篡权的一系列程序被谢安等人拖延，最终桓温被拖到病死，谯国桓氏代晋之举终功败垂成。但桓温虽死，其庞大的宗族势力仍在。淝水之战前，由于前秦巨大的军事威胁，谯国桓氏选择与陈郡谢氏合作共同对抗前秦。但淝水之战后前秦的威胁骤减，谯国桓氏与陈郡谢氏的矛盾也再次浮出水面。
谢安此时可谓是步履维艰，倘若北伐成功，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必然功高震主;倘若北伐失利谢氏威名受损，桓氏乃至外戚太原王氏又必然对谢氏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面对皇室的政治压力与错综复杂的局势，谢安选择了较为保守的政治策略。《晋书》载：“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此时掌控着东晋精锐北府军的谢氏按兵不动，也就意味着东晋政权不大可能动用主力进行北伐作战。
三、谢安去世前后东晋北方战事的一系列失败
谢安在司马道子与王国宝的步步紧逼下忧郁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不过，淝水之战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仍然未有太大变化。南方的军事优势仍在。但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之后，东晋对北方的战事有胜有败，相较于淝水之战后的势如破竹，军事进展可谓十分有限。
太元十年谢安曾率兵救援被反叛部将包围的苻坚前秦政权，但发兵不久，谢安便因病逝世，谢玄也在之后很快病死。此后，东晋与北方各割据政权之间的交战互有胜败。东晋方面有时损失惨重。其中尤以名将慕容垂对东晋造成的打击最为巨大。东晋北府兵名将刘牢之曾与之交战多次，皆败于慕容垂之手。《晋书》记载刘牢之为慕容垂所败时“策马跳五丈涧”方才脱身。刘牢之所率士卒离散，待其逃入临漳方才聚拢残部。可见刘牢之此战之狼狈仓皇。
总之，在谢安、谢玄病死后，东晋缺乏能统领一方的名将主帅，加之北朝慕容垂等名将尚存，故对北方用兵进展不大。
四、东晋末年政局的急速恶化
在东晋北方战事迟迟没有进展的同时，内部的政局却发生着悄然变化。谢安死后，陈郡谢氏对政局的影响大为减弱。但此时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主相之间又起争执，加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士族势力又参与其中使得东晋末年的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斗争之激烈直接表现在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中。荆州为东晋战略要地，王敦、桓温等权臣皆曾依靠荆州挟制上游，故东晋乃至南朝控制朝政者无不派其亲信执掌荆州军政大权。司马道子一党的王忱出镇荆州，太元十七年(392年)时死于任上。其病死当月，孝武帝直接违反常规，未经吏部授权，直接派其亲信殷仲堪接管荆州。又任命王恭镇京口，孝武帝此时亲信重臣皆居要冲之地，表面上稳固了自己的皇权。
但不到五年之后，孝武帝突然去世。且孝武帝所立太子司马德宗先天愚钝，史载其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政权就由居于相位的司马道子所掌控。但孝武帝生前所留下的挟制中央的藩镇部署仍然存在，司马道子虽然把持中央朝政，但碍于地方藩镇制约，总还是投鼠忌器。
桓温
解决这样的政治困局显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司马道子却办了个错事。他在没有其他靠谱军事力量依靠的情况下，直接裁撤孝武帝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兵权，激怒了这些孝武旧臣。于是，掌控地方兵权的王恭、殷仲堪等不满于司马道子的嚣张行径，起兵勤王，拉开了东晋末年内乱的序幕。此后各势力征伐不休，加之孙恩卢循之乱，东晋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直至413年刘裕讨平谯蜀，东晋内部的战事方才告一段落，但此时离淝水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总之，淝水之战后东晋未能趁机一统中原的因素是较为复杂的，其中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外部军事实力的因素。但总体来看，是东晋内部错综复杂的内斗制约了其军事行动。这与东晋政权自建国以来复杂政治局势直接相关。一方面皇权不甘于被士家大族所控制，另一方面士家大族之间又都想占据主动，于是整个东晋皇权与士家大族;士族与士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他们之间的斗争、内耗最终导致东晋的军事力量不能集中于北伐，而是最终用于互相碾压的内斗。
纵观六朝历史，我们发现不仅东晋政治如此，内斗也是南朝历代的通病。或许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后论中所说的：“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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