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象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瘫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
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城镇，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
公元1836年饥荒时，大坂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板东町奉行所“与力”的大盐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记》。
天保7年(1836)饥荒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粥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道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
公元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扳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
大盐于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推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扳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合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律)、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等下层村全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要求摄津葱生村和大扳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
起义原定于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
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余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
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8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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