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创作的政治学著作，1532年首次出版社。
迄今470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政界、宗教界、学术等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和《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
2015年11月，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书。
内容简介
《君主论》是对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几百年间的"政治实验和激烈变革"以及马基亚维利本人多年从政经验的理论性总结。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马基亚维利的君主专制理论和君王权术论，它对意大利长期战争分裂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的方案--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试图把但丁的统一思想与君权思想付诸实现，尽可能深入权术问题，直接向君主提出种种实行办法。
创作背景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割据势力十分严重，各城邦国家间的彼此仇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蹂躏。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
马基亚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律师，但当他出生后，家中除了四壁图书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完全依靠自学。
1494年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1498年马基亚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会见过许多执掌政权的人物，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亚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509年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矛盾中，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但当他1511年前往比萨时，教皇的军队攻陷佛罗伦萨，废黜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罗伦萨。马基亚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
1513年马基亚维利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问，但最终被释放，已经一贫如洗，隐居乡间，开始进行写作，据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
作品思想
全书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的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作者摒弃了中世纪宗教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从历史的经验角度出发，以"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为依据，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否认了君权神授。他大胆地将政治与伦理道德分离，认为政治的基础不再是伦理道德，而应由权力取而代之。全书共26章，前11章论述了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强调有势力保护国家容易、反之则难，君主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12-14章阐明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后12章是全书的重点，全面论证马基亚维利的术治理论。
书中对不同类型的君主国做了明确的区分：如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市民君主国和宗教君主国等等。启示实行统治的君主们如何参照别国的历史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君主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君主在立国之初首先考虑的原则。君主立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基点放在自身的力量上，凡是这样做的，日后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这是马基亚维利对君主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的第二条原则。任何一位君主或政治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必须学会政治统治的方法，这就是君主的基本行为原则，既是书中的重点，也是后世争论的焦点。
《君主论》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
《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义，伦理道德可以抛弃不管，因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君主论》还主张君主应当显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国家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真实性，而在于它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君主论》中关于教会王国的论述中指出："教会王国在取得政权以后，便受到宗教习惯的保护，这种君王不需要有军队，因为他们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他们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着，如果轻易地对它加以评论，那就是狂妄无知的行为。
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比较了各种军队的特点与优劣，强调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必要性，同时还描述了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雇佣军、援军以及混合军对君主的危害，呼吁君主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保卫国家与人民。马氏在书中还详细描绘了君王的治国之道，强调君主应该是残酷的、令人畏惧的，以及一位贤明的君主在维持国家方面的重要性。
在政治手段问题上，马基亚维利认为，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是徒劳的，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也必须要选择能够实现它的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不要去管手段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善与恶，而要按照纯粹的科学方式去处理。成功的意义在于达到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假若世界上有一门"成功学"，专门研究恶人的成功，肯定会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样好。因为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贤成功的事例并不少，有时反而更多。如果这门学科成立，对圣贤和恶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恶人一样，希望自己成功。
后世影响
1532年，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亲自批准出版该书。在以后的二十年内该书曾重版了二十五次，影响极大。但是，不久，抨击《君主论》的浪潮开始聚集。议会下令焚毁马基亚维利的著作;在罗马，马基亚维利被视为异教徒;到1559年，《君主论》在欧洲被列为"禁书";天主教和新教也联合起来反对马基雅维利。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当时，席卷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意大利要求自由和统一的政治革命在1870年达到高峰。于是，马基亚维利的著作才得以恢复名誉，马基亚维利的思想又得到首肯。
《君主论》成了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里所阐述的君主统治和政治权术的理论，即"马基亚维利主义"，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
奥立维·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一份《君主论》手稿的复印件;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还带着《君主论》;
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公把《君主论》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
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每天睡前的必读书;
人们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在拿破仑的用车里找到一本写满批注的法文版《君主论》;
俾斯麦熟谙《君主论》，被人称为是马基亚维利主义的虔诚的门徒;
希特勒说，他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床边，经常从中吸取力量;
墨索里尼则对人说："我认为，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是政治家最高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勿庸置疑，在卡尔·马克思之前，还没有一个人像马基亚维利那样，对人类政治思想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他被称为"政治学之父"是受之无愧的。
作品评价
列奥·斯特劳斯："马基亚维利的著述《君主论》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
马克思："马基亚维利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 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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