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这位柔弱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他娶了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这对夫妇更有可能谈论诗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许多孩子，凯恩斯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伯克相信会持续许多代人的社会契约，而没有孩子的凯恩斯信奉自利哲学。
弗格森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但在公开声明中，弗格森很快就开始为他自己辩解：“我没有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作为一套思想只是凯恩斯的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的性取向确实发挥了历史作用，他受到德国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尔的强烈吸引，这无疑影响了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看法。
“读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同性恋问题被当作一个慎重、知性、与其著作有关系的问题。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伙伴如果还活着，都会同意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性取向的意义不只是在卧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凯恩斯远非我写过的唯一一位同性恋或双性恋。比如在《战争的遗憾》中，我讨论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真实或想象的被俘虏他的土耳其人强奸的经历影响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我发现那个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个成员是同性恋。在《帝国》中，我勾勒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恋的生活。”
弗格森还倒打一耙：“凯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确的时候。比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说，除非波兰的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相对于反对波兰人，凯恩斯更加反对美国人。194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认为，访问美国就像生一场重病，之后需要一个恢复期。’在他看来，华盛顿被一批律师控制着，都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法律术语，用他的话来说，切诺基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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