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治国安邦之术，就是重视和强调文武并用，双管齐下。早在《左传》中，人们就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普遍共识。这反映到经典的形成与发展，则分别侧重于文武两大系统的构建。从文治的要求来看，这是形成了以儒家“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经典为中心的文化传承绪统，而就武功的建树而言，这是构筑起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兵学发展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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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书的性质与类型，早在秦汉时期就做出了相当科学的揭示与总结。在汉代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不过，当时的兵书数量虽然惊人，但绝大部分属于因袭成说，依虎画猫，学术价值有限，乏善可陈。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编纂的《武经七书》才是兵书中的翘楚，兵书中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

　　同时，宋代就着力提升军队战斗力，并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该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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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为发挥的作用。第三，有限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都要卓尔不群，引领风骚，臻于完美，具有典范意义。第四，有限入选的兵书无论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阅读、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应该恰当适宜，符合武学的教学需要，便于人们学习与掌握。

　　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是识见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对经典兵书的遴选工作，实现了朝廷编纂武学基本教材的初衷。这七部兵书均是价值巨大、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最佳入选对象，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这中间，《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孙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将《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并列为全书之首，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基本内容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成分。(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内容。(三)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全书约近5000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应该承认，《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与深刻之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这其实是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的，因此，《武经七书》中有《吴子》的一席之地，绝非偶然。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势在当时的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首先，它具有军事学术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其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六韬》有广泛的渗透与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厚影响，以及法家、墨家学说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三，《六韬》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启迪意义。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运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构成的具体设想等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显而易见，《六韬》在《武经七书》中，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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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成书的《三略》所体现的，则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诸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性，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之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三略》安治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和必有之义。第二，《三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花费大量笔墨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驭将统众的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入选《武经七书》也是丝毫没有可奇怪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在结合战例阐述兵学哲理，使之深化方面，比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具体地说，就是《问对》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新的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于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问对》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

　　由此可见，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的确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有宋一代，在兵学理论的建树方面则是独领风骚，让“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魂魄随着《武经七书》的流传而存于千秋江山。这就是宋代的文化气象，也是后人谈及宋代时之所以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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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经七书》的最好版本，当然首推宋刊本《武经七书》，其书原由浙江陆心源庋藏于其“皕宋楼”，后为日本人岩崎氏购去，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收入《续古逸丛书》的上海涵芬楼据静嘉堂宋本影印的本子一睹其风姿了。至于有关《武经七书》的注疏讲解方面的典籍，自宋以降，层出不穷，不可胜数。其中价值显著，影响广泛的，共有三种：宋代金国人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黄朴民)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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