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州苗民起义指的是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至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古州(治今贵州榕江县)苗民在包利领导下，反抗朝廷剥削压迫的武装起义。
苗民反叛
雍正四年(1726年)至九年(1731年)，清廷剿抚兼施，收复黔省苗族4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该地区由“无君上，不相统属”到设官建治，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官军驻扎该地后，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给苗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苗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雍正十二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号召，大造反清舆论。十三年二月，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地区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起反抗。包利乘机聚集2万余苗众，于二十六日围攻古州城北之王岭汛地。古州总兵研勋率兵前往镇压，苗众溃散。包利收集余众，北移至清江、台拱(今贵州台江)地区，从者复至2万。
该地官吏告急，远在贵阳的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令古州、清江(今剑河)各派数百兵丁前往弹压。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众包围台拱番招坉汛城，元展成仓促调附近各营汛驻兵共5000人，前往解围。途中反被包利军包围。四月，提督哈元生亲自领兵300人，前来督师，行至清平(今黄平南)杨老驿，始知情况严重，畏惧不前。包利等探知清军驻防兵大半已移戍西北，各城守备空虚，便乘机发起攻势。
平叛失利
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今黄平南)、黄平、岩门(黄平与凯里间)、清平、余庆等州县司驿，逼近镇远、思州(今岑巩)等府。雍正帝谕令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十余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筹划用兵事宜;并于六月间急调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6省清军会剿。授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贵州、云南、四川清军万余人，由清水江上游进攻;任命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统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清军万余人，由清水江下游进兵。
七月，雍正帝又命刑部尚书张昭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督师，兼理后勤。在调集清军之时，云贵总督尹继善已遣云南清军2000，星夜赴援，湖南、广西清军亦相继开到。起义苗众见清军云集，便弃城回寨。哈元生为打通云南清军东来之路，先进军凯里，又合攻重安堡。苗众回寨后，乘各地营汛兵力空虚，攻围营汛，阻截运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今雷山北)、八寨(今丹寨)清军诸营同时告急。而八寨协副将军冯茂诱杀已降苗众600余人，更加引起苗民愤怒反抗，以致起义蔓延到更大范围。
分散击溃
此时，清军将领哈元生与董芳发生内讧，结果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乾隆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除继续增调援兵外，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同时，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重新部署进剿。张广泗认为前一阶段进剿失败原因，在于分兵为战、守二部，致使用于作战的兵力不足。他决定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先抚“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十二月初，张广泗到凯里，分兵三路，进剿苗族村寨。凯里一路4000人，由四川督标副将长寿、贵州定广协副将军曾长治率领;台拱一路3000人，由广西左江总兵王无党、贵州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率领;清江一路5000人，由张广泗和湖北襄阳总兵焦应林、湖南九溪协副将李椅率领。三路清军分别向九股河上、下游和清水江下游各苗寨同时发起进攻。广大苗民堵路、筑城、挖壕、埋签，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无法阻挡清军围攻。
平叛结束
年底，上九股的挂丁、郎川、空稗，下九股的台雄、打革，清水江下游的摆尾等数十个较大的苗寨，先后被清军攻破，苗民死伤惨重。乾隆元年正月，张广泗进一步部署围剿苗众：命总兵焦应林、副将长寿统兵留驻已攻占之苗寨;增调古州总兵韩勋、广东高州总兵谭行义、四川川北总兵王廷诏等部，连同原有清军，分为8路，进剿丹江、高坡、羊色、摆调、乌留等地。
三月底，清军攻破近200座苗寨。包利被迫率众退入牛皮大箐。牛皮大箐位于黔东南苗疆中心，盘亘数百里，北为丹江，南为古州，西为都匀，东为清江。其主峰雷公山危崖入云，老树蔽天，泥泞没膝。是为易守难攻之处。包利率众将路径挖断，试图据守于此地以图再举。张广泗采用沿山筑长墙围困之策，檄诸军分扼箐口，然后四面搜剿。四月，起义军首领包利，于乌糯箐被俘。义军士气大受损伤，加之粮尽援绝，战斗力锐减。五月底，清军搜剿牛皮大箐，苗众损失惨重。六月至九月，张广泗回军清江、台拱、凯里、清平、黄平、施秉等地，大肆搜剿苗寨，数万苗众惨遭屠杀，一场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终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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