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5日，苏俄外交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1896年《中俄密约》以及与日本签订有关中国之条约、放弃庚子赔款、放弃帝俄时期侵夺的特权与土地、无偿交还中东铁路等等。消息传回中国，一时之间使得正因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华态度不公而失望愤慨的国人，感到十分雀跃，对苏俄好感顿时大增。而当时新生的苏俄政权，仍未巩固好自己的势力，对内，与白军旧政府的内战仍方兴未艾;对外，则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与进逼的波兰军队作战，以阻止其夺回遭瓜分的故土;同时协约国军队也以支持白军、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为由，自1918年起派兵进入西伯利亚，大战落幕后仍未悉数撤离，形成在远东的威胁。在此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苏俄急于打破国际的围堵，同时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因此向中国示好，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不过当时的中国仍属协约国阵营，与欧美各国俱不承认苏俄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苏俄的提议并未多加理睬。等到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内容，但已改变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提法，改为谈判处理，对于其余领土亦非无条件归还。此时的苏俄已逐渐站稳脚根，与波兰的战事大致结束，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军亦逐个遭肃清，1920年4月苏俄还在此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并得到日本的承认。欧美各国亦纷纷开始与苏俄接触，转变了苏俄的国际孤儿处境，因此苏俄对华态度也就不再那么慷慨。有鉴于此，中国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苏俄谈判建交的事宜。等到1921年，中华民国早先收复的外蒙古又先后遭白军与苏俄占领后，北京政府便背负更沉重的压力，急着缓和中苏关系，尽可能地收回失陷领土与权利。

　　而在中苏准备进行谈判之际，中国各界以为从前被迫割让的领土有了回归的曙光，因此络绎呈请中央，希望与苏俄交涉相关事宜。其中最被关注的地区，就是图们江流域的毛口崴，又称为摩阔崴，帝俄取得此处后则命名为波谢特，今日则叫哈桑斯基。毛口崴邻近吉林省珲春，假如可取回的话，中国将在东北重新拥有完整出海口，在日本海建立商业甚至军事势力。

　　此处的重要性早被威逼清朝签订《瑷珲条约》的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所注意，他曾在1859年7月的家书内写道“人固不愿占领更多之地，但此为必须者：在波谢特湾，有一优越之海口。与中国一有隙裂，英必占领无疑……自波谢特湾至帕伏洛尼海角之整个海岸线，约有二百俄里，其间有无数优良海峡及港口，深为海军国家所垂涎，然此区为中国所有，将尽为英国所占，况1855年之间，英国曾进窥此处，书之于册，甚至公布其地图。”因此，为了扩张领土与防堵英国，俄国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原先《瑷珲条约》内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又全数夺走，彻底封死中国在日本海的出海口，并在毛口崴附近的海参崴建立了新城市，也就是今日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义为“东方征服者”。稍后在1868年签订《中俄珲春界约》时，清朝才争回有限的图们江口出入权。

　　由于海参崴是俄国在远东的重要军港，因此中国没敢奢望收回，故转而考虑收回毛口崴的可能性。当时吉林省延吉、珲春、和龙等县的商会与教育会，都推派代表向地方与中央呈请此事，地方官员也提议“我国在吉江方面并无正当海口，毛口崴口岸应相机设法收回”。1921年8月8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遂向总统府咨文：

　　“窃查我国数十年来国土日蹙，海权尽失，动受人制，良可哀也，远且勿论，即在吉言吉……中俄续约俄人又取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以故海口全无，咽喉被扼，交通塞而商业即无由振兴。欧战以还，俄乱突发未已，值此中俄商约尚未成立，设法争回，机不可失。惟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俄国已设东海滨省，面积既广，又与各国有关，徒以口舌之争恐难奏效，况海参崴又为各国注目之点，尤难挽回。兹先退一步想，拟将珲春迤东之毛口崴海口先行争回，以便商船出入，不致永久受制于人……查毛口崴系大彼得而湾(今彼得大帝湾)内之一小海湾，俄国盛时，曾驻海陆军于此，我如争回，商船军舰均可自由出入，直与朝鲜之清津口岸对峙争衡，而国防上尤增无数便利……趁此时机，按据历史地理争此弹丸之地，当可冀就我范围”。不久之后吉林省长孙烈臣亦兹请中央类似的内容。

　　早前几天，张作霖甚至还另提议过：“查政府对赤宗旨，最要者在收回从前已失之权利及主权，故中东路拟收归国有，凡俄人因建筑所费之资本，自政府发行债券，以偿还之。黑龙江左岸之六十四屯，及伯利(今哈巴罗夫斯克)对岸之三角洲等，为前俄政府所侵占者，亦拟乘机收回。至中国人民因俄国政变所受间接直接之损失，亦要求相当之赔偿”，希冀连同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等失土一并争回，甚至向苏俄索讨其内战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赔偿。等到中苏开始谈判后，张作霖又再度于12月咨请中央争回毛口崴一事，“近查报载，满洲里中俄已开会议，伏请转达我代表于会订商约时，务将故土争回。事关海防暨领土主权及商业上甚大，时机不再，万恳坚持，国家幸甚等情”。

　　此外，当时东北良港为日本控制旅顺、大连后所成立的关东州，其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东北的对外经济。1922年3月总统府亦交付国务院商讨振兴东北与收回毛口崴的事项： “查满州大豆小麦两项，近年输往欧洲者各有三十万吨之多，为大连发展计，宜将货物如何麕集，如何散布，设备完善，研究疏通海运各节，欲吸收我东三省农产运输之利全归于大连，我似宜亟筹抵制之法。查营口为通商大埠，直达沪广，似可为通欧洲输运航路之要点……营口航业如何振兴，能否分大连运输之利，归之营埠，更如何使输往欧洲较大连为便利。总之，东人政策重在发达大连，我国政策必湏注重营口。又吉林民人前有呈请索还俄摩阔崴等口之案，如能实行，则我东三省货农各品又多一出海之口。” 只是，处于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苏俄尚且不肯无条件交还，更何况是已统治数十年之久的黑龙江以北与毛口崴等地?再加上名义上仍属我国的外蒙古，当时也正被苏俄占领，因此如何讨回外蒙古与中东铁路，才是北京政府得头痛的优先要事，其余失土失权只能暂且不表。而且苏俄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其他地方军阀接触，这也令北京政府感到莫大压力。最后在中苏双方几度来回折冲之下，才于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苏联在协议中允许中国赎回中东铁路、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主权，并允诺在日后商议苏联退出外蒙古的办法。

　　但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苏联鼓动下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中苏关系因此又陷入低潮，其余利权更难争回。尽管迟至1925年，仍有吉林珲春的教育会呈请“毛口崴一带为吉林东南之咽喉，军事商业上之要地，亟应乘中俄订立商约拟会，援据事理先为争回，以开海疆门户，而免运输受制外人，俾我大好山河回复版图”，但终究于事无补。中国所拥有的，依然是不完整的图们江出海权。

　　然而当1938年爆发张鼓峰事件、苏联与日本短暂交战后，日本为了防堵苏联而封锁图们江，导致中国仅剩的出海权也遭剥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着打内战，也无暇恢复这权利。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因初时与苏联亲善、接着中苏交恶，导致长期双方于边境上互相对峙，更无法论及东北出海口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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