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却很骨感，特别是对四品以上官员的考察完全沦为了一种形式，因为京察的方式很有问题。京察主要就通过臣子写“自陈疏”的形式，由臣子自己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希望皇帝能够罢黔罢黜自己。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通常对臣子多加鼓励，然后将其留任。
这种以“自陈疏”为主要方式的京察方式明显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首先考查讲究客观，但自陈疏纯粹是官员们的一家之言，而不是他们过去六年的实际政绩。自陈疏虽然都是揭露自己的种种不足，但大多数文过饰非，不暴露实际问题，将重大的问题隐藏起来。
其次，以六年为一次考察周期，时间间隔过长，大多数能力有缺失或者政治斗争失利的官员早已经被清除出局，不需要专门等到每六年一次的京察。时间间隔过长也注定了京察注定将沦为一种形式，京察所能起到的监督作用是少之又少。
这一点从历次京察被罢免的官员人数就能清楚的体现。正德四年刚刚确立自陈制度，由于实施之初较为严格，两百多名官员中有八人被罢免，但到正德十年时，已经没有一人因京察而罢黜。到后来京察基本就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具，除了少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会因自陈而去位，大部分人都可以安全过关。
京察既然渐渐成为一种形式，为什么皇帝和官员们都要坚持执行呢?
因为京察的自陈疏为皇帝和大臣间提供一条信息交流的渠道。
拿臣子来说，平时和皇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奏章进行的，但奏章一般所说的都是正事，很少谈及个人私事，除非是乞休、上疏告病。自陈疏则不同，是官员们的自述，内容由官员自我发挥，臣子可以充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情况，以获得皇帝的瞩目。对于那些刚提拔上来的京官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向皇帝推销自己的机会。
对皇帝来说，通过大臣的京察自陈也能够让他掌握大臣们的详细履历、为政经历，他可以从中挑选一些自己中意的官员着重提拔，更能够展示作为皇帝的权威，这一点对新登基的皇帝尤其重要。先朝遗留下来的老臣如果对新皇帝不满或不服气，新皇帝可以恩威并施，罢免一些官员或者在自陈疏上进行训斥，通过权力的微调来震慑臣下。
因为有以上两个作用，虽然京察基本流于形式，但到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之时，皇帝和大臣都得卖力表演：大臣们死活辞职，皇帝拼命不让。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下明朝官员们的卓越演技。
按明朝官员的升迁规则，能够到达四品官以上的官员一般都是历经了十年寒窗苦读和多年来在仕途上的打拼，自然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归隐山林。但是自陈疏要谦虚，不能夸自己有多好，而是要说明自己的缺点，让皇帝罢自己。于是每到京察年，这些官员们就要绞尽脑汗想类似于今天“领导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注意身体"的缺点。
其中最常用的招数就是说自己年迈体弱，无法胜任工作，如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毛伯温就在自陈疏里说：“臣行年五十八岁，落齿有三，入仕三十二年”。五十八岁做到二品大员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年轻了，人家严嵩80多岁还奋战在首辅位置上呢?
海瑞上的自陈疏则更加扯淡了，“臣禀质庸愚，才猷浅薄; 感德之情无穷，报德之才不称; 言思供职，有负初心”，全文完全不说初心是什么，只是在空谈自己自己资质愚钝，才疏学浅。毕竟对于海瑞这样的清官来说，要他说自己的缺点实在太难了，只能写这些谦逊的空话。
有些官员的自陈疏就更厉害了，通篇都在谈自己为政如何无能，实际上则是告诉皇帝事情这么多，你离不开我。如万历初年张居正刚开始改革，就碰上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他不想离开朝堂却又不得不写自陈疏，于是他只能这样写：
臣性质闇昧，学术空疎，虽不敢逞小智以紊旧章，而综理剧繁，力有不逮; 虽不敢昵私交以树党与，而老成英俊，荐拔未周; 虽不敢怙权势以便身图，而水旱贼盗之时闻，吏治民风之未善，徒切忧惶，一筹罔效。是臣奉职无状之明验，可见于此矣。
张居正表面上是说自己奉职无状，但实际上却是在夸耀自己过去六年来处理好了繁琐的政务，选贤用能，而且现在吏治民风不善，天下并不安稳，皇帝你还得倚靠我呢!
对这些违心的自陈疏，皇帝自然不会一封封看和批示，只会对一些亲近的重臣或者亲睐的臣子亲笔批示，以资鼓励。决大部分官员的自陈疏到了皇帝那里，都只有“不准辞”“不允辞”三个字。
正所谓人生如戏，明朝的京察大部分时期也是在演戏，既然站在了舞台上，那皇帝和臣子们都只好且演且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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