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时代,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方面和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反政府方面,双方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是一致的,但是侧重点不同。从日本当时所处的环境、文化氛围、各自的家庭生活环境、他们的经历来论述治国思想不同的原因。阐述了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治国思想对日本近现代化历史的影响。
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方面(藩阀支配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和反政府方面(民间的自由民权主义者),双方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是一致的,昭和时期的著名记者大宅壮一,在他的著书《流动火炎》中,对日本近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明治以后(更确切应该是明治以前),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来说,在传统上就不认可美国‘门罗主义’那样的孤立主义。它的重要特色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与半和大陆相关联,在日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敏感度都很高。这是因为它与半岛和大陆的关联性很强。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的统一才刚勉强完成,西乡隆盛等人就出笼了《征韩论》,又使日本再次陷入内乱状态,这是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分不开。”只是前者把重点放在国体的存续上,而后者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发展方面。在明治时代前期,双方的这种对照特别明显,具体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 盛治国思想的不同。
治国思想不同的原因
当时日本所处的大环境
十九世纪的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放弃了传统的闭关自守体制后,在日本应该怎样维持独立的问题上,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在支持幕府、支持朝廷、支持攘夷和支持对外开放的四股势力中,最后支持朝廷和对外开放的势力取得了胜利。这两种势力的胜利及其争论对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代表性的政论家之一的山田方古主张日本为了抵御俄罗斯、欧洲、美国的侵略和自卫,应该攻占朝鲜半岛和满洲,将其变成日本的缓冲国,并攻击中国的必要部分兼并台湾。而西乡隆盛本人就很崇拜山田方古,因此他的治国思想上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这也是西乡隆盛坚持征韩论的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大久保利通受兰学影响比较重,所谓兰学,即指荷兰的文化、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文化。十九世纪中期,兰学在日本境内非常盛行,当时荷兰是唯一一个与日本通商的西方国家, 日本与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断绝了来往,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在日本发展非常快,在西洋学的发展中起过划时期作用的是杉田玄白,他曾就兰学得迅速发展这么说:“实为汉学开发了人的智慧和见识之后而出现的。”在兰学勃兴前约三十年,荻生徂徕说“学问不外广收博览,以扩一己之见,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了。”当时从荷兰来的技术团几乎承担了全国的河川,港湾的工程。如樊多伦搞大阪、福冈、长崎的港湾建设和治理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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