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枪打响于中午时分。那是1917年4月24日，都柏林的一个周一，约有1200名爱尔兰政府军刚刚开始了占领邮政总局的行动，在那儿，很快将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拥有32个郡、独立于英国的爱尔兰国家。反叛的时机非常重要;当英国政府正疲于应对一战，爱尔兰的反叛者们认为自己迎来了一个打败分心敌人的好时机。
在这场争取独立的战斗中，还有另一场斗争——为所有爱尔兰公民争取平等的权力。女性不仅活跃于复活节运动中，也积极参与了即将签署的《复活节宣言》。然而，尽管她们在这场反叛运动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复活节起义过去一个世纪后，这些女性的故事、参与和影响，都被历史抹去了。
正午刚过四分，邮政总局的台阶前，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诵读了反叛者们的《复活节宣言》。这份宣言中，既提到了爱尔兰的男性，也提到了爱尔兰的女性，宣誓“宗教和公民自由，所有公民的权利与机会一律平等”。当欧洲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女性还不具备投票权，《宣言》提到了女性平等的权利，这可谓是革命性的行为。虽然当初是谁坚持将平等纳入了表述如今无从查究，但这一进步的信息得到了反叛者领导人杰姆斯·康纳利(James Connolly)和女伯爵康丝坦斯·马克维奇(Constance Markievicz)的强烈支持。
马克维奇女伯爵是民族主义团体Cumann na mBhan(“女性联盟”)的活跃分子。这个组织成立于1914年，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实现女性平等和爱尔兰国家独立为目标。这些女性不仅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抛撒于爱尔兰独立的道路，她们也是争取土地改革、劳动者权利和女性选举权等许多社会改革的斗士。当其他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团体联合起来打击复活节起义时，“女性联盟”在政治领域活跃的成员纷纷加入她们的行列。
反叛者们成功了，这部分得益于英国军队的瓦解，民族主义者还占领了一些在政治上有着显著地位的地区。然而，起义的反叛者们没能掌控城市的交通运输网络，这让英国当局得以调遣数千增援部队，扭转了战局。六天六夜的战斗过后，反叛者们意识到自己在人数、领土和武器上都有些寡不敌众。护士伊丽莎白·欧法洛(Elizabeth O’Farrell)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女性联盟”的一员，她被选为叛军代表，宣读投降宣言。
欧法洛抓起一个红色的十字徽章和一面白旗，勇敢地走向英国军队。尽管她在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中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但就文字资料而言，她似乎从那个时代的那段时期上消失了。一张照片拍下了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官方投降仪式，欧法洛当时安排并参与了这场仪式，但画面中却只有皮尔斯，只有欧法洛靴子的一角，证明了她当时的存在(而即便如此，在复活节起义后的很多年中，这仅存的一角也常常被英国媒体裁剪掉)。
随后，3400多名反叛者被捕，其中16名被处决——《复活节宣言》的7位签署者全部在内。女伯爵马克维奇是唯一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女性。不过，她的性命得到了宽恕。因为就在前一年，德国处决了伊迪斯·卡芙尔(Edith Cavell)——一个英国护士，她在战线前方的盟军和德军间摇摆。英国公众对这次处决的强烈抗议，让英国政府对马克维奇的判决有些束手束脚。取而代之的是，马克维奇同其他76名女性反叛者一同被囚禁了起来。
出狱后，马克维奇成为了第一位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女性(不过，与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她拒绝了这个席位)。之后，马克维奇出任了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劳工部长。
爱尔兰自由邦建立之时，共和国已经将女性的权利(包括21岁以上妇女的完全投票权)写入1922年的宪法章程。但是，这些成果很快就被颠覆，由于后起义时期，民族联盟失去了大多数进步成员，天主教会对这个自由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妇女权益领域最突出的批评家是埃蒙·戴·瓦勒拉(Eamon de Valera)，他拒绝让女性参与复活节起义。瓦勒拉当选首相后，在他的领导下，起草了1937修正宪法，严重剥夺了妇女的权利，制定离婚禁令并提出了女性照料家庭与家族的义务。
就在《复活节宣言》宣誓了所有公民平等权利的一个世纪之后，爱尔兰和许多国家一样，依然为了履行这项承诺而苦苦挣扎着。历史学家们努力恢复马克维奇女伯爵和欧法洛等女性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一个关于爱尔兰独立与平等的更加丰满的故事，似乎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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