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晚清四大奇案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正如不少史家揭示的，本案平反昭雪，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尖锐的官场权利斗争。当时，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镇压了太平天国，部属成为江南各级政府官员，他们依仗军功，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维护，贪赃枉法，尾大不掉。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找一个契机来弹压湘系军阀的势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发生恰巧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爱新觉罗满清皇族朝廷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撒手锏。为该案，据说慈禧一连下了十几道谕旨。案结，杨乃武与小白菜获得平反。清廷下谕，革去始作俑者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配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浚包庇下属，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杨、白一案，朝廷惩治大小官员数十名(也有说近百名)，可谓是震惊朝野，是晚清因为吏治腐败处理人员最多的一次。其中封疆大吏，浙江省巡抚杨昌浚作为造成该冤案的最高地方官因“包庇下属，玩忽人命”而被革职，当然是罪有应得。但全面考察杨昌浚一生仕途的三起三落，却是晚清时期一位总体上值得肯定的一代廉吏名臣。

　　崛起行伍 官声不错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又号壶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今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埠桥街道办事处宋家村居委会)。他自幼家贫如洗，其父亲杨仲明是乡村的普通手工艺人，杨昌浚9岁丧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杨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馆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并因之而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包括船山思想的教育。

　　在杨昌浚的故乡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咸丰年间，杨昌浚前往京都考试，由于家境贫寒，当时他身上只有乡邻凑起来的三吊钱和三个咸鸭蛋。他一路上省吃俭用，顺便为别人抄写文书和做苦力。到达京都后还剩一吊钱和一个半咸鸭蛋。进学后，他将剩下的钱和鸭蛋带回家中，交给其母亲，说以后要以此来教导后人。其父亲曾为他娶邻居陈翁四岁的女儿为童养媳。陈氏比他小半岁，幼时两人一齐放牛砍柴，嬉戏玩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杨昌浚在外读书学艺时，因其父亲常常佣织在外，陈氏便在家充当主要劳动力，下地耕田，蓬头赤足，好像粗婢一样。杨昌浚进学后，亲族都嫌陈氏配不上他。这时，乡里一个谷水富商愿意以良田十亩银千两，及其他丰厚的嫁妆将独生女儿嫁给他。长期贫困的生活，使杨昌浚的父母心动了，与杨昌浚商议，而他态度坚决，决不抛弃青梅竹马的陈氏。

　　成婚之后，杨昌浚一直在外为官，而陈氏过不惯衙门的生活，便一直住在湘乡家中。为了照顾杨昌浚在外的起居生活，陈氏便为他寻得一女顾氏，前往他的任所。虽然，杨昌浚常年难以见上陈氏一面，然而两人却始终相亲相爱。不幸的是，陈氏在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便过世了。杨昌浚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贫贱妻子。在陈氏过世后的二十多年里，杨昌浚虽然曾荣极一时，官居巡抚、总督、兵部尚书，以至加封太子太保衔，却始终未再续配妻子。翻开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乃至于今天，能像杨昌浚贵不变心，与贫贱妻子相守终生的，确实至为罕见。

　　咸丰元年(1851年)，杨昌浚考中生员。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跟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他跟随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罗泽南率湘军所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浚逞勇先登，罗部接连攻下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咸丰六年(1856年)，他与刘蓉在家乡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这年，他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咸丰十年(1860年)五、六月间，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编练“楚军”，杨昌浚以三个月为期应邀入幕;八月，他跟随“楚军”取道醴陵入赣，后以军功升任为衢州府知府。

　　同治三年十二月，授浙江盐运使，旋升浙江按察使。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左宗棠上奏朝廷，称其“实属尽瘁驰驱，劳绩卓著。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浙江按察使杨昌浚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给该员三代二品封典，以示优异”。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左宗棠督军前往福建，清廷命杨昌浚为浙江布政使，负责处理浙江善后事宜。同治八年十二月，清廷又任命杨昌浚为署理浙江巡抚，九年(1870年)八月，杨昌浚正式担任浙江巡抚一职。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确实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起家的。但对农民被迫造反的社会现状有着一定的认识。同治元年的随军日记中，杨昌浚曾这样记载：“兵毒之余，加以饥馑又益以瘟疫。每过一村，纵剩数人亦颠倒在地，奄奄无气，皆朝不保夕。自思百姓至今日，昔楚极矣!而浙人为尤盛。”而提到开化县城则“惟败壁当立，瓦石遍地”，“气象萧索，令人垂涕”。字里行间，透露出杨昌浚对处于战乱中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担忧，充分体现了他儒家爱民的基本思想。杨昌浚任浙江巡抚，曾筹饷练卒支援曾国藩与左宗棠大军。有一次，俘虏了义军1200多人，曾国藩明确命令将士胥以上150人“斩立决”，其余的都充做苦役。杨昌浚素来主张德治，与曾国藩反复力争，后改“斩立决”为“遣散”，结果只杀了几个骨干分子，罚少数人为苦役。这件事情却被人告发到政务堂，要查杨昌浚“姑息纵敌”之罪。慈禧太后专召左宗棠进京当面问询：“杨昌浚品居何等?”左宗棠答道：“善人，亦信人。素淡名利;其治兵制敌素具远谋深算，不失为大臣以道事君、以礼治国之至意。”是左宗棠极力保护了杨昌浚。

　　杨昌浚在为浙江巡抚的七年中，还是颇有政绩的。其时的浙江经历战乱后，一片萧条。杨昌浚先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农民所病所急、渔民商人致困的关键所在，除了继续力行原有便民措施以外，秋后以工代赈，广招闲民流人兴修水渠山塘，严明劝勤惩惰的奖罚制度。春初集州县吏胥培训骨干力量，确立劝农惩惰办法，取缔赌馆、烟馆、乩坛和民间暗娼。当时，浙江受外来侵略，同时又受到同义军战争的破坏，民众大多贫困，尤其是耕田被极大损坏。而在宁海、象山等沿海地区有很多封禁的岛屿，且这些岛屿大多土地肥沃。杨昌浚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光绪帝解禁岛屿，迁移了大批无田的农民前往各岛屿开发，结束了象山等地四百多年的封禁历史。“天津教案”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在天津、烟台集结军舰示威。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杨昌浚亲自前往宁波、镇海，巡视海口，筹办防务。他上奏朝廷说：“自强之计，宜用外人之器，师外人之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74年12月12日)，他又就海防问题上折，认为日本侵台事件虽已了结，但“难保不日后借端生衅”，“故为将来御侮计，非予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又称：“外夷虽强，遇百姓齐心，即不敢显于众怒，固必整顿吏治，以固民心。”其时，浙江象山、宁海两县农民常偷渡去滨海“封禁”的南田岛耕垦，杨昌浚认为不应该干涉，遂奏准弛禁，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抚署内曾经有一恶吏，人称郭老虎，串通藩臬州县以及地方官绅，勾结京官阉寺，包揽词讼，以至鱼肉善良，独霸一方。在杨昌浚以前的几任巡抚制台都被他控制而无能为力。杨昌浚在任布政史等职时便已查得郭老虎不少劣迹，任巡抚不到一月，他便委派了郭老虎一重案，趁此机会抓住他受贿作弊的把柄，由此全面调查他，追究他以前所犯的罪行。最终将郭老虎判以极刑，并任免了一批新的官僚，官纪为之一肃，当时曾经流行了一民谣：“清官到任，老虎落阱。”

　　真诚悔过 建功新疆

　　在历史上，杨昌浚的名字被记住更多的是由于他在“葛毕氏谋害亲夫”一案中所负的包庇湘系下属玩忽人命的重大罪责，而很少有人知道正是由于这件历史事件对杨昌浚的后半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甘肃永昌城北海子公园的门口，站立着两棵百年老杨树，树有三人抱粗，枝叶繁茂。相传为明朝嘉靖年间金川寺的尼姑亲手种下。可而今，当地人却称其中一棵为杨乃武，一棵为小白菜。据说是当年杨昌浚因“葛毕氏谋害亲夫”(俗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一案被革职卸任，一日闲游于永昌城，经过这两棵树下时，两棵树却突然枯萎。杨昌浚甚是奇怪，于是买来纸钱前来祭树，真心表示悔过，杨树立即恢复绿意。于是当地人便给两棵树取了这样两个名字，并在树下立下了“千古情缘”的石碑以纪念历史人物的悔过行为。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可以说明的是，杨昌浚确确实实对自己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的错误行为表示过悔意。正是从这件事情后，他协助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由此踏上总督的道路，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对所犯错误的悔过。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左宗棠因西征事务繁杂，帮办刘典因病求去，遂上奏清廷，请求起用杨昌浚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得到朝廷准许。左宗棠提前将这一消息告诉杨昌浚，杨昌浚在故里接到左宗棠的信及疏稿后，即作五律《戊寅六月初七日接湘阴侯相书并疏稿，因刘克庞通政告养，请以浚往代》记此事。左杨交情之深，于此可见一斑。七月二十日，杨昌浚接到赏其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上谕，“不觉涕零”，赋七律二首，发出了“君恩友谊知难谢，努力还赓出塞篇”的心声，立即启程赴任，于光绪四年底抵兰州。左宗棠自肃州大营来信邀杨于暮春至肃州视事。第二年春，杨昌浚离兰州西行，见驿道旁左军所植柳树浓荫蔽空，联想到左的知遇之恩，即景生情，遂在嘉峪关前赋七绝二首。其一是：“第一雄关枕肃州，也分中外此咽喉。朅来跃马城西望，落日荒山拥戍楼。”其二即《左公柳》诗：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颂扬了左宗棠的历史功绩，抒发敬仰左公和自己献身边关的一腔豪情，气势恢宏，备受人们喜爱，被广为传诵、传抄，并收入多种笔记和诗选中。

　　杨昌浚没有辜负左宗棠的举荐，赴新疆后，他全力以赴，负责左宗棠征西大军的后勤，保障了大军的供给。光绪五年(1879年)，又获准专折奏;九月，获二品顶戴，署理甘肃布政使。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因筹解西饷出力，获头品顶戴;七月，左宗棠在哈密奉诏回京;十一月，杨昌浚署理陕甘总督，与刘锦棠会办新疆善后事宜，为收复新疆和新疆建省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克己自律 廉吏风范

　　廉政是面对物欲与权力诱惑“克己”的集中体现，是“仁者爱人”的深层表达，也是杨昌浚为官人格的核心。杨昌浚曾任封疆大吏达二十二年，尤其是还担任过漕运总督，掌管南方各省通过运河向京城输送粮食等，还主持过多次战争的后勤工作，身居要职，其权力可想而知。他的清廉，颇被时人称许。光绪三年，在他从浙江巡抚任上罢官回家时，左宗棠在给他的信中曾提到：“前承垂念，弟所处容异常，捐廉泉万两以偿债务，古道清风，非复近时所有。”杨昌浚在罢官之际想到的仍是公务，而让左宗棠担忧的是他“一时即赋遂初，两袖清风，无以娱老”。历代大臣，大都修有富丽堂皇的府第，购置大量田产。湘军中曾国荃的富厚堂气势恢弘，李鸿章更是借办洋务中饱私囊，聚敛真金白银。而杨昌浚从军十余年，除了饷银以及军功赏赐，加上浙江省巡抚俸禄，在杭州罢官回来之后，才在家乡修得土砖平房十间和一个简单的家院，购得田产40亩。后来杨昌浚再次出仕，官任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曾写信给他，说近来乡里一蒋姓人家以平时一半的价格出卖田产，希望家中能再购得田产40亩。杨昌浚回信说：“已有田四十亩，山、土若干，再不忧温饱;比旧时、比他人家已属过分，添产何为?但益愆累耳。”杨昌浚不仅能自我约束，而且对整个家庭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曾在给杨昌浚的信中谈到：“吾乡近时风俗侈靡，一变向来勤朴之旧。”并认为“今欲力挽颓俗，固须林下诸公身示俭约，诱进以诗书”。杨昌浚深知家、国、天下的道理，更明白身教与言教的关系。因余杭案，杨昌浚被贬还家，当时在武昌任知府的长子彦规闻讯后，星夜启程，在其父之前匆匆归家。因彦规与子端兄弟二人此时都已入仕，子妇都养尊习奢，衣绸戴锦，不能恪守杨昌浚平日“粗衣淡食作本分人家”的严训。杨彦规到家后，急唤缝衣匠赶制全家人的布衣帽鞋袜，分送散居各地的弟侄男女等，严诫“不得穿尺绸寸锦”。

　　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里，凭借数省的军政大权，杨昌浚要将其子弟亲族授予重任，不是件难事。然而翻开杨氏家谱，与杨昌浚共曾祖父的兄弟共十二人，进入仕途的是六人，其中有两位弟弟系监生出身，而其他三位无一人在五品官衔以上，且其五位兄弟也无一人在他自己身边和管辖范围内，也没有身居要职。杨昌浚的子女共五人，三儿两女。然而除了长子世袭外，其次子和三子都是科举出身，尤其是第三子闰生仅为知县，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任职。杨昌浚这种将家族内部成员在外从政者进行分离的手段，有效地控制了家族勾结的腐败。

　　督防台湾 海防屏障

　　作为一个活跃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政治军事大舞台上的湘军楚系的领袖之一，杨昌浚有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观。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2日)，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和船政局，造成很大损失;七月九日，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副之;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任命杨昌浚为闽浙总督，领兵督防台湾;十二月底，法军集结妈祖澳，杨昌浚率亲军巡视沿海营垒，出福州巡视闽江下游南、北岸，又至闽江口长门、金牌炮台视察，并检阅守军。他命军队从马尾江底打捞出18墩大炮，分别安装在长门、金牌等处，在林浦、魁岐、闽安等重要门户巩固了防守力量。同时，他下令撤除各海口水道的标识，在沿海各港口遍布水雷。其次是他进行了军纪和兵制的整顿，淘汰老弱，增加年富力强的士兵。作为中法大战台海战区的副统帅，杨昌浚为保卫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杨昌浚兼署福建巡抚;十二年(1886年)，杨昌浚等上疏，指出：“台湾，南洋门户，七省藩篱，奉旨改设巡抚，以资控制，实为保固海疆远大之谋”，“闽、台并系一省，今分为二，尤须唇齿相依，以收指臂之助”。在推动台湾建省的问题上，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杨昌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光绪十二年，清廷决定将台湾从福建分立成省，命杨昌浚与刘铭传共同筹备建立台湾行省。为了使台防能有确实保证，他积极设法筹措经费，建议由闽海关、福建各库局每年协银四十四万两，加上其他各海关协银共成八十万两。为确保台湾建省和台湾的防卫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昌浚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在视察完宁海炮台后，发现炮台重建需大量的筹款需用专人负责。当时政府为其推荐他的同僚浙江督粮道如山等四人。但杨昌浚认为甘肃文县知县陶模附品学纯正，有为学以济天下之心，以其为“远大之器”，遂重用他。后来陶模附果然没负杨昌浚的重望，提出了开发海岛等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在闽浙官任上时，杨昌浚尤其注意发展地方教育，奖掖后学。他尝召集州县教谕及专管令长议订私办公奖学管制，强制里有蒙馆，乡有经馆，县有书院。他还修复了陆清献(稼祥)祠以旌表清风亮节，恢复紫阳书院(朱熹讲学之地)以培植高一级人才。他曾经还在杭州万松岭的敷文书院门口题对联一副：“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以一个学者的口吻，对学子们循循善诱。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调补陕甘总督，署福州将军并副都统，赏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年加太子太保。是年春，日本借朝鲜内乱，挑起战争，东北告急。杨尽遣甘肃劲旅捍卫京都。二十一年七月，循化回民起义，境内空虚，清失利，清政府以杨“措置乖方”将其革职，复改革职留任。十月开缺回籍。二十三年八月卒于长沙，清政府尽释杨昌浚生前处分，诰赠其为太子太傅。后以魏光焘奏请予甘肃建祠祭祀。

　　或许是因为杨昌浚在“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恶劣表现之后和晚年甘肃省总督任上的先后再被贬谪开缺，故而除了《清代七百名人传》外，各种史籍都有意无意的不屑写他。《清史稿·杨昌浚传》对其评价为“性和撰，而务为姑息”。一般史家认为杨昌浚身居督抚高位时能力低下;也有些阶级论学者认为他的升职浸透着太平军的鲜血。现在看来，对杨昌浚的上述结论显然有欠公允。由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新编电视剧的家喻户晓，杨昌浚更是被今天的国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文学艺术形象不等于历史事实，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则需要慎重客观和坚持实事求是。历史终究将会给晚清一代廉吏名臣“薯蔬总督”杨昌浚一个公允的评价。

　　《清史稿》：“昌濬性和巽，而务为姑息。”“性和撰，而务为姑息”。

　　《福建船政史稿》：“太子太保杨昌濬，为巩固闽台海防，歼灭海盗，居功至伟。”

　　左宗棠：“实属尽瘁驰驱，劳绩卓著。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浙江按察使杨昌濬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给该员三代二品封典，以示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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