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

　　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

　　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

　　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 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对于刘伯温，也可以这句话来形容。刘伯温辅佐明朝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

　　他的军事造诣极深。明朝的建立与后来的兴盛，风云国师刘伯温的竭诚之治不可或缺。

　　他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

　　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

　　自他死后，民间广泛流传预言之作《烧饼歌》就被传为是他所写。

　　公元1311年(元至大四年)夏历六月十五日这天，在浙南青田武阳村一间茅房里，刘基呱呱降临人间，这位中国最伟大预言家的降生，注定要为中国智谋文化典章里，增添熠熠闪光的亮点。

　　刘基祖上是一个中国农村传统的书香门第。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

　　《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天赋极高。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过目辄诵，长大学识出众，为时人所推崇，被誉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

　　除“善经学、工属文”之外，还旁通九流六艺、天官阴符家言。

　　十七岁曾经随从石门郑复初先生学习理学，得闻濂洛心法。由于他广泛涉猎、勤勉阅读和实地考察，故又精通天文和兵书。

　　他的老师曾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

　　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刘基传》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

　　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

　　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

　　两者不可偏废。

　　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后果，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存在智谋文化浑厚土壤底蕴所致。

　　但刘基的崭露头角注定又是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的一个典型诠释。他的前半生的经历是坎坷崎岖，虽然中进士后做过小官，为官正直清廉。

　　曾反对元末农民起义，效忠于元朝，但却未受元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一再遭受排斥与打击。

　　元末的社会黑暗和腐败统治终令他心生不满，曾多次弃官归田。

　　受到反元义军席卷全国的浩大声势所影响，他终于觉醒与元朝廷彻底决裂，毅然加入灭元大军朱元璋的队伍。

　　此时他已经五十岁了。

　　五十而知天命。

　　当刘伯温决定以知天命之年也被朱元璋像刘备 “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那样，辅佐朱无璋打天下之时，能预言、善洞察前后事的他不知对自己这样出仕曾作何感想?

　　当他决意辅佐这位“明君”时，就已注定自已不得不吞下“谋算”半生的那坛鸩酒。

　　他到金陵谒见朱元璋。

　　朱元璋极为敬重他，称他“老先生”，认为是“吾之子房也”，特地修建礼贤馆安置，向他虚心求教。

　　相较于几次出仕效命元朝廷屡被冷落的经历，朱元璋的惜才令刘伯温深为感动。

　　中国士大夫向有“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品德。

　　也许是他的确为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所打动。

　　于是也如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向朱元璋详细介绍隐居时所观察之各方力量对比的形势，和经过分析概括所制定的《时务十八策》。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卓越才智，颇为惊服，亦深感其至诚，遂视他为心腹。从此，他的政治、军事才能才得以充分的显示和发挥。

　　他不仅“运筹帷幄”筹划全局，而且几乎参与了历次主要战役的决策。

　　八年之间，辅助朱元璋灭陈友谅、取张士诚，西平江汉、东定吴会、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抵定全国，创建了朱明王朝。

　　至此，他的谋略思想，已得以完全实现。

　　朱元璋十分赞赏他，对刘基的谋算的评价是“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实应先生之言矣”。

　　那么刘基的谋略高明在何处?

　　《明史•刘基传》总结道：“(灭陈友谅)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朱无璋那句“吾之子房也”确实由衷说出其时俩人关系密切的根由。朱元璋登基后论功行赏，“首徐达而次刘基”，位居第二。

　　称赞刘基“资兼文武”，“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朱元璋此时已经黄袍加身，出于帝王的矜持和体现自己的英明，他对刘基的称赞是有所保留或讲究分寸的。就凭这一点，称刘基有佐命之功、王佐之才不为过。

　　刘基以自己的才学与忠诚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成就了勋业，赢得了声誉。

　　朱元璋称赞刘基“谒朕陈情，百无不当”、“屡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凡所建明，悉有成效”、“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运筹决胜”、“助我成功”。

　　明正德九年(1513年)追赠刘基为太师的诰文说刘基“才称王佐，学为帝师”、“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明史·刘基传》中也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之说。

　　可见刘基作为军师谋士，工于谋略，强于算计，考虑问题仔细，预测趋势准确，“专业水平”是一流的。

　　刘基在明初文臣之中谋略称第一，这是没人可以否认的。洪武三年，他又被朱无璋授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

　　至此，刘基一生的事业达到巅峰。

　　“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这是范蠡临逃走时写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中金玉良言，韩信在临刑之前也发出了“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

　　能预算明300年即亡的刘伯温应该深这个历史规律。

　　当朱元璋登基，天下基本已定，刘基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工作基本结束。

　　朱元璋交待刘基的使命是为新王朝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如卜地筑新宫，编撰《大统历》，参定律令，制定军卫法等事情。

　　当这些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后，刘基的使用价值在朱元璋看来已开发利用到顶了。

　　出仕七年，以刘基的谋略才干，依他与朱元璋亲密无间地几年私交，特别是他耳闻目睹有惊无险的几次重大事件后，他应该看清朱元璋乾纲独断、狡诈阴险的心计。

　　既然名利双收，此时刘基应该效仿张良、范蠡，保全性命最好的办法是低调隐退，以求寿终正寝。

　　但作为儒者的刘基，性格中又注定受“文死谏”传统影响。

　　《明史·刘基传》中，正是“进言求雨”和管“谈洋、茗洋”之事，成为他的绝命算。

　　从自身安危考虑，刘基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应对朱元璋的“以旱求言”，“三事求雨而不验”。

　　刘基主动去做这几件事，归根到底还是士大夫的“修、齐、治、平”的抱负，有仁慈之心、有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渴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

　　这最能体现出他在“立德”方面的成就。

　　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

　　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

　　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

　　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

　　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

　　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那么，以思维缜密著称的刘基为什么还要出“言”呢?

　　那就是《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中所说的“公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者”， 刘基毕竟是“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之人，又亲历元亡明兴的过程，深知小祸会变大灾。

　　地方治安失控，盗匪不除，叛逆不治，最终可能会导致政权的灭亡和黎民百姓因战乱而遭殃。

　　所以，当刘基知道谈洋那块自元以来就是盐盗聚集地，入明后仍“久之不靖”时，那种为天下安危民生利益，求大明江山永固的责任感促使他不顾明哲保身、不惹是非的处世原则，毅然奏请朝廷在谈洋设立巡检司。

　　但这两谏之隙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当祸端一出，刘基为求自保，不需要顾及其它的因素，刘基的足智多谋、过人胆识就得到充分体现。

　　刘基赴京谢罪，就居留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生活，而且还不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

　　因为处置得当，以滥杀功臣著称的朱元璋最终还是放过了刘基，在刘基病重之时，朱元璋还特作《御赐归老青田诏书》，遣使护送刘基还乡。

　　虽然，刘基遭受不白之冤、俸禄被夺、困居京城，但最终能身老故乡，这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朱元璋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也不忘对刘基”受冤“后的理性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为此，相比被满门抄斩的其他功勋，刘基又是比较幸运的。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独裁的皇帝，他的登临天下是为了自己家天下万世一统。

　　天下稳固后，朱元璋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

　　为了使朱家的天下传之久远，他要铲除一切可能威胁皇朝的势力，他不能放过一个个一同打江山的元勋宿将。

　　刘基当然深知朱元璋的秉性，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如伴虎”的险恶处境。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

　　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洪武四年刘基退休回家后隐居山中，竭力洗尽铅华饮酒弈棋，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口不言功，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已做好了从此不问外事，不惹是非，安享晚年的准备。

　　《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

　　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史载，当时青田县令微服来访，刘基也就”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可见其想安生过隐居日子的决心之大。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虽然风萧瑟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荆轲刺秦式的舍生取义是士大夫所推崇的。

　　但在死神降临之前，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人生哲学，这一点连诸葛亮也不例外。

　　在北伐五丈原病入膏肓之时，尚且点亮油灯祈求上苍保佑生命。

　　但善于占卜的刘伯温却无法做到，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那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忧谗畏讥的处境和心情的恶劣，使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

　　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赐归田里，胡惟庸受命登门赐给其中药，当那碗浓黑中药汁端在他床头时，他一定看到后边那双阴险目光。

　　他只能无奈喝下绝命酒。此时，他一定有过“既生璋，何生基”式的后悔，从出仕转瞬即逝七年半，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短暂!真是悲哀欲绝啊!

　　呜呼，为何当初失算于自己辅佐这位残酷无情的暴君……1375年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家中，享年65岁。

　　朱元璋开创的明朝盛世，为朱姓江山的永固，始终以诛杀屠戮功臣元勋来贯穿他生命的始终，他用恐怖手段造成了至高无上，森严可怖的皇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那儿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

　　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李文忠、徐达也是这样因病受到探望和赠药之后便不明不白的死掉的。

　　关于李文忠之死，《明史》载：“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当然，淮安侯也逃不过抄家灭门的命运。

　　至于徐达，“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野史说，这是拜朱元璋的一只蒸鹅所赐。

　　此外，与胡惟庸同为丞相的汪广洋因否认胡惟庸毒杀了刘伯温，在贬责途中被赐毒而死。

　　从秦始皇杀韩非到刘邦杀韩信再到朱元璋杀刘基，几千年的皇权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制度证明，至高无上，森严可怖的皇权，所摧残的不仅仅是无数人的宝贵性命，更有国家民族的元气和活力。

　　专制独裁的残酷无情是王朝灭亡周期律的根源。

　　朱元璋毒杀刘伯温，又上演中国历史上最浓烈一出“儒者“与”谋臣”的悲剧。

　　正是这位千古奇才短暂的人生悲剧，却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谋文化增添了熠熠闪光的典章。而这种文化，将在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中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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