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是指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朝之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没有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领土，最终被蒙古军大败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也标志着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

　　金朝灭亡

　　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军北撤后，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南宋宰相郑清之采纳了赵范、赵葵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但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藉口让蒙古向南宋宣战。

　　由于宋理宗急于夺回河南，尤其是原来在西京河南府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并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

　　宋理宗端平元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宋金世仇的了结。

　　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宋蒙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是看似安定的边境上正埋伏着汹涌的暗流。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南宋的边疆在荆襄推进到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另外两大地区：川蜀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两淮一线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事实上，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即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即河南商丘)。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第一， 端平入洛是宋朝破坏盟约，引狼入室。由于南宋最终被蒙元灭亡，而宋蒙战争因为和谐被简化成了王朝更迭战争，这个荒唐的观点喧嚣一时。宋军进军河南会惹来蒙古人，最后导致大祸。但这种意见有着一个隐含假设——宋军不进军河南，蒙古人就不会来。那么来看看蒙古人是怎么做的。

　　在金国灭亡后(这时宋军进入中原还早着)，蒙古谋臣耶律楚材就向窝阔台呈报《平南之策》;谋士李实“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就在宋军发起端平入洛的同月，蒙古汗国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会上窝阔台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尽以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大将塔察儿(木华黎之孙)回答道“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浙淮，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作为刚刚兴起的游牧民族，强烈的扩张掠夺野心根本不需要什么败不败盟，侵宋的计划早已是蒙古人的庙算之中。

　　第二，争夺中原土地有无必要?在明确了宋蒙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之后，应该说端平入洛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着敌人在两次战争之间短暂的间歇，增加自己的领土，加大防御纵深有什么不好呢?前文已说过，据关守河在金国人身上非常有效。即使挡不住敌人，做一下缓冲也好，就像苏德战争初期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那样。

　　当然，正如反对派所攻击的那样，战略虽然可取，却不一定正确。收复三京之后如何防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正如吴潜说“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南宋既没有“十五万兵”，也不能“百战坚韧如金人”，因此自然不可能“持久岁月”，事实上如果蒙军没有西征的话，就是真的像金人那样恐怕想“持久岁月”也难。

　　第三，宋军是不是战斗力很弱?宋军在战术层面没有任何失误。教科书给人的感觉宋军很差，最多会水战和守城战，野战完全不行。这种观点早就科普很久了。如宋辽二十五年战争，双方都是野战争锋，只是宋军缺乏骑兵，击溃战占大部分。再看洛东之战，精锐的淮西军以堂堂步兵方阵与骑射无敌的蒙古骑兵作战数日，其战斗力让素来鄙夷南人(即南宋汉人)的蒙古人也吃了一惊。端平入洛关键是输在了战役层面：后勤补给与诸军配合。就是在灭金的前一年冬天(1233年)，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30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好自己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必然。

　　这样总结下来，宋廷可以有两个决策：如果宋军能够协调好内部矛盾，那么两淮、京湖共同进军，保证供给，拿下三京，并建设成宋军的主要前沿防线，从而加大战略纵深，迟滞蒙军的进攻;或者全力以赴防守，巩固四川、襄樊、两淮三大防区，营建起弹性或纵深防御体系，从而挡住蒙古铁骑南下的脚步，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可惜南宋的高层像靖康之变时的北宋君臣一样，在战、守、和上举棋不定，每个方法都尝试，却又不肯花大力气，最后自吞苦果。前一个决策，战役执行严重错误，自不必说;后一个决策，防守不到位，导致宋蒙战争一开始四川、襄樊战线差点崩溃，孟珙、余玠等人好不容易才把局面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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