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

　　魏卫将军王肃八世孙。祖父王准是南朝宋司徒左长史。父亲王延年，家道中落。僧孺五岁时就能读《孝经》，六岁能属文，因家贫，常帮人抄书，所写既毕，内容都背诵无误。南朝齐时担任太学博士，因善辞藻入幕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编撰《四部要略》，与任昉有往来，与沈约、任昉并为当时三大藏书家。南朝梁初官至御史中丞，后任南康王长史，被典签汤道愍所排斥。天监十年，转徙至南徐州。工于书法，《南史》本传说他“善楷、隶”。晚年患有“癫眩屡动，消温频增”之病。作品都散佚，明代张溥辑为《王左丞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家族背景

　　王僧孺祖上，为南徙的王姓望族，从魏至晋历世显奕。可是到了王僧孺的父亲王延年，家道中落，生活清苦。为了维持生计，王僧孺的母亲不得不“鬻纱以自业”，王僧孺也不得不“佣书以养母”(《南史》本传)。王延年在世的时候，王僧孺五岁就开始读书，6岁就能写文章。王延年的逝去，王僧孺虽然失去了场屋之学和严师训练的条件，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排除窘迫生活的侵扰，边抄书边诵习，从而不仅使他博览了三坟五典、五经六艺，还旁涉多种杂家著作，为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之后的整理《百家谱》，撰成的《十八州谱》、《东南谱》均有赖于此。

　　虽然王僧孺为当时的饱学之士，然而于宦途多不顺遂。在齐，是曾参与了萧子良主持编撰的《四部要略》，但“俱为学士”而已;萧长懋慕其名，曾召为“官僚”，而萧长懋的死又堵塞了上升的门户;终于齐，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南史》本传)。人生的不尽得意，发言为诗，铸成了“万行朝泪泻，千里夜愁积”(《夜愁示诸宾》)的名句;泼洒为乐府，积成“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白马篇》)的哀怨。任昉的慧识，曾造成处于泥途挣扎的王僧孺的转机，除尚书议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后来出为钱塘令。但齐不久崩溃，一时的葳蕤顿时凋谢。

　　荣誉

　　南朝梁立国之后，王僧孺被召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迁南海郡”。王僧孺受宠若惊，并期冀于南海有所作为。南海为梁的对外门户，过去的郡守只不过是坐地官商，从转手中谋取私利，中饱宦囊。王僧孺有睹于此，不胜感慨地说：“昔人为蜀郭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着手扭转吏风，颁布了《南海郡求士教》，以寻求贤材的佐助。因此王僧孺在南海视事才“朞月”，就取得了人民的爱戴。当他被征调回京的时候，“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回京，“拜中书侍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记》及《起居注》，再迁为少卿，出监吴郡”，后回京“参大选，请谒不行”(《梁书》本传)。当时梁的吏治腐败，以至“天下宰少”“罕有廉白者”(《梁书·贺琛传》)。于此境下，似王僧孺可谓凤毛麟角。

　　作为

　　在任昉逝去的后一年，王僧孺出为南康王萧绩的长史，“行府、州、国事”;天监十年，王僧孺又随萧绩转徙至南徐州。就在这一年，王僧孺却遭受到沉重打击，并且“逮诣南司”(《梁书》本传)，王僧孺还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的写作《逮诣南司辞府笺》，请求萧绩“借其从容之辞，假以宽和之色”予以斡旋。关于这次事件，《南史》与《梁书》记载不同。《南史》说养妾，《梁书》则认为是弹劾者汤道愍报复;后人则一般认为纯系诬陷。这时王僧孺已行年50，又患有“癫眩屡动，消温频增”之病，处在“委仕任期，故不复呼医饮病”的境地。然而他仍然在挣扎着，写成致友人《与何炯书》以自明心迹，并喷射出对迫害他的邪恶势力的愤怒火焰。该书如泣如诉，有着裂人肺腑的感染力，系全梁文中少见的佳什。另外，王僧孺还在“忧患之余”，写成多篇“文辞危恻”(张溥：《王左丞集题辞》)的诗文如《送殷何两记室》、《答江琰书》等，不只繁富了他自己的创作，还与时尚的绮靡文风分庭抗礼。

　　作品

　　天监七年(508年)，任昉于新安任所死去，这时的复古势力猛烈地朝任昉扑去。任昉与王僧孺为忘年之交，也是当时文学战线上新声的中坚力量;王僧孺为实行自己的文学主张，还写作了“不独新声善变，更多达言深意”(张溥：王右丞集题辞》)的《为韦雍州表》。不论是从私谊，还是从志趣所好，王僧孺都不能保持沉默，于是迅即写成《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以传述任昉平生回答那些毁诋者的攻击。王僧孺认为：前一代有影响的作家有所短，重要的是在变新中以扬长避短。任昉的“亹亹之功”就在于：他以苦志于学的精神，使其具有了渊博的才华，改变新的文学创作“若闻金石，似注河海”，其中“笔记尤为典实”。从而肯定了任昉的文学地位及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给袭古派以沉重打击。

　　王僧孺现存诗30多首。其中不少是写妇女的，除了一些描述弃妇哀怨之作外，一般价值不高。但他另外有一些乐府诗，吐露早年报国立功的抱负，如《白马篇》中的“瀄汨河水黄，参差嶂云黑;安能对儿女，垂帷弄毫墨”;又如《古意》中的“人生会有死,得处如鸿毛,宁能偶鸡鹜，寂寞隐蓬蒿”，都颇为豪壮。而齐梁某些诗人的咏从军之作往往归结为眷恋家室，其情调很不一样。他的《落日登高》,对"争利亦争名,驱车复驱马"的时尚有所讥讽;《伤乞人》则表示了对贫贱者的同情，可能是遭谗弃官后所作。《中川长望》、《至牛渚忆魏少英》等诗中，也有一些写景佳句。上述内容的诗歌在梁中叶以后，是比较难得的。

　　王僧孺还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其中有些书信，如《与何炯书》、《答江琰书》等，抒发了失意的悲愤和隐遁的愿望，富有真情实感。特别是《与何炯书》，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很有感染力，象"严秋杀气，万物多悲，长夜辗转,百忧俱至。况复霜销草色,风摇树影"等句，抒情意味也比较浓，在南朝骈文中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但在当时文坛风气影响下，他的诗文用典较多，未免艰涩之弊。

　　王僧孺的著作尚有《十八州谱》、《百家谱》、《东宫新记》等。均已散佚。明代张溥辑为《王左丞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藏书

　　幼聪慧好学，家境贫苦，6岁能属文，其父早逝，他只得靠抄书卖钱来养活自己和母亲，他每当抄完一本书基本能背诵。遂有藏书之志，并博览三坟五典五经六艺，书法绝妙。入齐后，官为太学博士，历任晋安郡丞、侯官令、钱塘令。至梁天监初期，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历中书侍郎、领著作，迁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后被诬陷免官，久不得复任。一生笃好坟籍，藏书至万余卷，多秘书异本，与沈约、任昉家藏书相埓，并称为南朝梁三大藏书家之一。曾以文学游于萧子良门下，诗文丽逸。精于史学，任昉对其推崇备至，称其“岂直言鼮鼠有必对之辨，竹书无落简之谬。”著有《十八州谱》、《百家谱集抄》、《东南谱集抄》、《东宫新记》、《两台弹事》等，今存不多。明人辑有《王左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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