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玩过一款经典游戏《侍魂》的人，一定会对游戏中出现的一个衣着华丽，手持宝珠的人物印象深刻，这个人物的名字也让众多的游戏迷铭记在心：天草四郎时贞。但很少人在游戏之余去了解这个人的历史背景，天草四郎是江户幕府初年的那场大规模内战——岛原之乱的领导者。这场号称“幕末维新以前最后的内战”的战乱因此也被称为“天草一揆”。
这起战乱的发生具有复杂的背景，夹杂着宗教战争、百姓一揆、浪人武士反乱等种种因素。事件的发生地九州的岛原和天草两地，这两地之所以会成为战乱策源地，与两地在江户初期的领主政策密切相关。
先说岛原，岛原位于九州肥前一地的岛原半岛，领主为松仓氏。这里原本是著名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领地，所以，在岛原有相当一批领民加入了天主教。在有马晴信死于冈本大八事件以后，幕府于元和二年(1616)将大和国五条藩的4万石大名松仓重政转封到这里，为岛原藩主。松仓重政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总想做些超越能力范围的事。虽然岛原只有四万石的领地，但他在上任以后，却大兴土木，先废弃原本的日野江城，驱使领民修筑新的岛原城(在今长崎县岛原市)，把日野江城的石料运输到岛原，修了一个十万石大名规模的城池。修城进行时，他又驱使百姓去修筑防波堤。在幕府安排江户城“手伝普请”时，他一反一般大名承担越少越好的心态，主动要求承担和自己领地收入不符的重工程量，领主要面子，苦了老百姓，岛原藩的领民承担着几倍的年贡和劳役，日子苦不堪言。
松仓重政对天主教一开始并不十分压制，作为九州大名，他还希望利用天主教获得贸易利益。但在宽永二年(1625)，他拜谒了将军德川家光以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或许是幕府对他施加了禁教压力，也或许是他又犯了好面子逢迎幕府的老毛病，开始大规模禁教。他采取种种酷刑迫害教民，如在脸上烙上“吉利支丹”的字样，或者切落手指，甚至把人丢在云仙岳的温泉热水里。对于交不出年贡的信徒尤其残苛。松仓重政还突发奇想，要去“征服”天主教的“大本营”吕宋岛，为此还向幕府申请大规模在领地内征发军役，这一提案因为他本人在宽永七年(1630)突然死去而告寝。不过，岛原的领民们并没有熬出苦日子，松仓重政的儿子松仓胜家对领民的苛政比其乃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草和岛原的情况大致相同，这里原为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领地，领地4万石。小西行长因在关原参与西军对抗德川家康，战后这里被转赐给东军的肥前唐津藩主寺泽广高，寺泽家的领地因此达到12万3千石。寺泽原本也是天主教大名，但后来弃教。在宽永六年(1629)，寺泽广高也突然加强了迫害天主教的力度。且按照寺泽广高的计算，天草一地的石高为42000石，包括田地37000石，桑、茶、盐等经济收入5000石，实际上的产出只有估计的一半，在岛原之乱以后，幕府派来的管理天草的代官铃木重成推动重新检地，结果只有21000石，为此铃木重成还不惜切腹向幕府诉请年贡减半。寺泽的计算意味着领民承担着两倍于承受能力的租税。寺泽广高死于宽永十年(1633)，其子寺泽坚高也延续了他的政策，继续严厉推进幕府的禁教令。
除了禁教和压迫领民以外，这一地区还存在幕府意想不到的危机。有马晴信和小西行长死后，他们的原家臣手中的领地也被剥夺，转给了松仓家和寺泽家手下的新领主，他们成为没有生活来源的浪人，无论是出于为旧主复仇还是出于为自己争取权力，他们都有理由起来反抗幕府。平户的荷兰商馆馆长库凯巴凯尔(Nicolaes Coeckebacker)就在给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报告中写道：“原来领主的旧家臣们被夺取了收入，都成为百姓，生活非常穷困。虽然他们名为百姓，但实际上却是能熟练使用武器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极其重要，这些人在这次暴乱中成为决定性的中坚力量。
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由于岛原一地大旱，粮食歉收，松仓胜家却不肯减少年贡，反而以筹集参勤交代的资金为名加倍搜括，甚至征收炉税、窗税、墓穴税、棚税。如果农民完不成交纳，就追究负责年贡收取的庄屋的责任，庄屋的妻子、女儿一律押为人质。口之津村的庄屋与左卫门的妻子身怀六甲，因为完不成年贡，被领主浸入水牢六天，一尸两命。到十月二十五日，愤怒的农民就揭竿而起，杀死了代官林兵佐卫门，发动一揆。岛原藩慌忙发动镇压，讨伐军在深江村与一揆势力接战以后，因为兵力疲劳退回了岛原城内，藩方决定把武器发给领民协助镇压，这反而让更多的领民操起武器加入到了一揆方，以至于越镇压，暴乱越大，岛原城下町被延烧一空，岛原藩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
肥后天草方面，原属小西行长和有马晴信、加藤忠广等九州大名的武士聚集起来在天草汤岛召开了秘密会议，一致同意推举16岁的益田四郎时贞为首领，这位16岁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天草四郎，他是小西家臣益田甚兵卫的儿子。为了让他的领导能力更有说服力，小西的家臣们为之编造了不少的“神迹”，包括将圣经里的耶稣令盲人复明的故事移植到这位少年身上，通过神来组织起因饥饿和劳役被迫反抗的领民，据说他们高举十字架配合岛原一揆，于十一月十四日的本渡之战中击杀富冈城代三宅重利，并一度攻下了唐津藩的主城唐津城的北丸。在攻打本丸时，因对方防守牢固，一揆势力放弃进攻，转向岛原，与岛原的一揆势合流，进入已经废弃的原城防御，形成了以小西行长旧臣为中心，有马等旧臣为辅佐，由自下而上的一揆组织为基本形式(一揆，原本指的就是自下而上通过誓约等形式组成的联合组织，后代指暴动，反乱)，以宗教为结连手段的起义队伍，总势力约达37000多人，其中大约有一半，也就是14000人为战斗人员，另一半则是妇女、小孩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这一一揆，幕府一开始并不在意，认为只是普通的百姓一揆，幕府命令三河国深沟藩主板仓重昌为讨伐军主帅，动员九州一地大名出兵包围了原城。对于这一任命，深受家光信任的柳生宗矩据说提出了反对意见：“以深沟藩一万余石这样的小大名，统帅九州一群大名，威望不足，正乃取败之道。”不管柳生宗矩是不是真的那样目光如炬，这一评价当真是恰如其分的。原城这一座废弃的破城异常难攻。板仓重昌指挥下大军完全拿不出士气，在十二月十日和二十日连续发起了两次总攻击，全部被城内的一揆势打退。焦急的幕府决定再派幕府老中松平信纲前来督战。板仓重昌急于在松平信纲抵达战场之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在宽永十五年(1638)元月一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击，这一次，他为鼓动士气，一马当先，不幸阵亡，幕府军丢下4000多具尸体狼狈逃跑。
松平信纲赶到岛原以后，立刻组织增强兵力。除正使松平信纲统率1500人、副使美浓大垣藩主户田氏铁统率2500人，岛原藩2500人，唐津藩7570人外，发动备后福山藩水野胜成5600人，筑前福冈藩黑田忠之18000人，筑后久留米藩有马丰氏8300人，筑后柳河藩立花宗茂5500人，肥前佐贺藩锅岛胜茂35000人，肥后熊本藩细川忠利23500人，日向延冈藩有马直纯3300，丰前小仓藩小笠原忠真6000人，丰前中津藩小笠原长次2500人，丰后高田藩松平重直1500人，萨摩藩岛津家臣山田有荣1000人。几乎全部的九州大名都被动员起来，总数达到125000人之多。
坐拥那么多兵力的松平信纲却不准备强攻，他知道攻城乃下下之策，亦知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的道理。松平信纲的手下中根正盛命令甲贺的忍者望月与右卫门带领忍者队暗中潜入城中调查，发现一揆势兵粮并不多。松平信纲果断决定围而不攻，断绝兵粮。同时，他力排众议，通过长崎奉行向荷兰商馆发出了援助请求，要求荷兰派出军舰在海上对原城进行舰炮轰击。荷兰人爽快地答应了请求。于是，幕府军以舰队炮轰配合劝降心理战，对城内一揆势的士气进行瓦解。
二月二十八日，松平信纲决定发起总攻击，但总攻前一天，佐贺藩的部队抢先发起了攻击，城中的一揆势兵粮已尽，到了只能吃海藻度日的惨境。城池很快为优势兵力的幕府军攻陷。天草四郎死于乱军中，首级被幕府军割下示众。
在原城中，除了一名幕府军的内应山田又卫门作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殉身城中。虽然幕府表示只要放弃天主教改宗，即可活命，但“及至妇女童子，皆无改教之念，亦丝毫不惧死，反而欣然受死”，带给幕府很大的震撼。幕府进一步想到，如果葡萄牙或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作为岛原之乱的外应，会有怎么样的可怕后果。
所以在战后，幕府做出了内外两方面的严厉处置，内部方面，岛原藩主松仓胜家对本次一揆负有责任，没收领地，判决斩首，成为江户时代大名被斩首的唯一一人。寺泽坚高被没收天草的领地，后寺泽因为精神失常自杀，寺泽家断绝，引发岛原之乱的两家大名因此都遭到覆灭的厄运。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因在战斗中违反军令，闭门思过半年。为防止废弃城池再度成为一揆据点。幕府重申《一国一城令》，对废弃城池厉行拆毁。对外方面，幕府在宽永十六年(1639)宣布与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禁止日葡贸易，次年，葡萄牙从澳门派遣使节要求重建贸易关系，幕府逮捕61名使节并处决。宽永十八年(1641)，幕府下令将荷兰商馆迁移至长崎出岛，锁国体系完成。
至此，和日本仍然保持贸易往来的欧洲国家只剩荷兰。但幕府对荷兰人也仍然抱以戒心。宽永二十年(1643)，荷兰商馆根据流传已久的“金银岛”传说派船探险，探险船布雷斯肯斯号(Breskens)遭遇风浪于六月漂到盛冈藩领地山田浦，当地人给予食水的同时上报本藩，当七月该船再度入港时，所有船员被盛冈藩扣留。幕府虽然接受荷兰商馆的保证释放了船员，但日荷关系降入冰点，荷兰急忙派出特使，以赠送火炮的名义面见德川家光，才获得了幕府的谅解。
至于日本国内的天主教徒，幕府自岛原之乱后开始彻底清查，幕府推动“宗门人别帐”制度，要求全体日本人到寺院进行登记，意味着全体日本人被强制成为佛教徒，而寺院成为户籍登记机关，被纳入到幕府统治体系中。佛教徒必须出具誓词证明自己的信仰，而原天主教徒也要出具“南蛮誓词”宣誓已经改宗，因此就出现了“如不脱离，复归吉利支丹，会遭到天公上帝、圣母玛丽亚以及诸天使的惩罚……”这样的向上帝宣誓不信天主教的黑色幽默。
岛原之乱仅是幕府统治危机的开始，紧接着在宽永十九年(1642)前后，由于九州的牛瘟扩大，东北地区火山喷发降灰、旱灾、洪水、霜冻等自然灾害，引发了日本在小冰河期的第一次大饥荒——宽永大饥谨。德川家光下令救灾，接连发布两道重要命令：宽永二十年(1643)三月发布的《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禁止土地买卖，同年发布的《田畑胜手作禁止令》禁止将稻米田改作经济作物田，以保证粮食生产，并限制酒、烟草等制造出售，推行俭约。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庆安四年(1651)四月，德川家光死于江户城，遭遇危机的幕府迫切需要一场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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