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治下的东魏王朝，邺城“四贵”中还有一“神人”，便是司马子如。

　　说他是“神人”，首先在于他神秘莫测的身世。《北齐书•司马子如列传》载：“子如少机警，有口辩。”据司马子如自己说(其自序云尔)，他的八世祖为西晋司空、南阳王司马模。西晋末年，司马模被杀，其世子司马保在混乱中出奔凉州，在那里安家，后又徙居于云中，才有了司马子如这一支后世子嗣。司马子如的这一说法，被《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载进正史，千百年来不知蒙住了多少读史之人。

　　回看《晋书》可知，司马模的确是西晋宗室，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如走马灯一般的政治舞台上，司马模也的确曾出任过司马越手下的司空一职。但关于其世子司马保的说法，则与前述大相径庭：首先是司马保的碾转北徒。事实是，在其后的“永嘉之祸”中，晋怀帝司马炽被汉赵所俘，司马模亦战败被杀，司马模的世子司马保承袭南阳王爵位，并于次年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建立临时政府时，被封为大司马右丞相、大都督、直至相国，并一度称“晋王”，有问鼎帝位之意，后病死。这与司马子如“自序”的碾转逃难之说有别天壤。其次，也是最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司马保压根就没有后代。据《晋书•司马保列传》载，此公是个号称“重八百斤”的大胖子，且“喜睡，瘘疾，不能御妇人”，因而“无子”。这样一来，司马子如关于自己是西晋宗室，且是司马模、司马保之后的说法便未免破绽百出了。

　　无论司马子如的“晋室皇族”血统真也罢，假也罢，他的机敏和他的一副好口才，还是迷住了不少当时那段历史上的大人物——首当其冲的，便是后来被尊为齐高祖的高欢。传载，一向“好交游豪杰”的司马子如，自少年时代便与高欢“结托”为友，而且“分义甚深”，交情笃厚。而这，也为司马子如今后一生的祸福埋下了伏笔。

　　被司马子如迷住的第二个大人物，便是嚣张一时的山西军阀尔朱荣。胡太后统治下的孝昌年间，北州沦陷，司马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为尔朱荣所礼遇，安排在手下做了中军，并成为尔朱荣手下的主将之一。尔朱荣发兵洛阳时，行军至距今晋城不远处的高都一带，以那里地势险阻，处于往来冲要，顿生后顾之忧，便将司马子如留在那里，担任建兴太守，都督当地军事。尔朱荣攻进洛阳，杀死胡太后及幼帝，拥立孝庄帝元子攸登基后，封司马子如为平遥县子。又因司马子如明辩善言，明了时事，他还常常被派前往京城，充当尔朱荣遥控天子所必须的联络使者。司马子如每每执行任务总是甚得要领，事情办得颇为“称旨”。年轻的孝庄帝也顺带被司马子如的谈吐迷住，对他的来访也总是热情接侍，相洽甚欢。

　　尔朱荣杀后，司马子如闻知有变，自宫内突出直奔其家中，护送尔朱荣妻子与其堂弟尔朱世隆等离开京城。脱离险境后，司马子如又怂恿尔朱停止北上，趁京城未及戒备，出其不意杀了个回马枪，为尔朱家族重新控制朝廷赢得了先机。其后，尔朱兆弑杀孝庄帝，尔朱家族扶立长广王元晔即位，任命司马子如兼任尚书右仆射。后来，前废帝(亦称节闵帝)元恭登基，又以司马子如为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阳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户。

　　正当司马子如打算继续为尔朱氏家族效力卖命之时，他的命运突然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尔朱荣旧将高欢与尔朱家族合作破裂后，于信都起兵，树起了推翻尔朱家族统治的大旗。与此同时，尔朱世隆等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司马子如与高欢旧交深厚的内情，立即对他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并将他打发到南岐州担任刺史。对此，司马子如感到异常“愤恨”，他“泣涕自陈”，向尔朱氏家族表明清白，但最终不能重获信任。于是只好横下一条心，索性来个“就坡下驴”，当真就投奔了旧友高欢。高欢攻入洛阳后，司马子如派使者前往表示祝贺，并借机代为述说“平生旧恩”。不久，司马子如便奉召赴京，在老友高欢手下做了大行台尚书。二人重修旧好，高欢命司马子如朝夕相伴左右，参知军国大事。

　　北魏末帝孝武帝元修不满高欢的挟制，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扶立孝文帝孙元善见为帝，建立东魏，改元天平。改朝换代之初，司马子如担任尚书左仆射，与侍中高岳、侍中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而在这个“四人帮”中，司马子如不仅甚见信重，若论与高欢的亲疏度，与之过从最密的，恐怕也就数司马子如了。高欢坐镇晋阳，司马子如自国都邺城“时往谒见”，双方相与甚厚。他与高欢常常“并坐同食，从旦达暮”。而且司马子如的每次自晋城回京皆不空手：“及其当还，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赉遗，率以为常。”

　　而贪官正是这样养成的：既然连实为国家主宰的“太上皇”高欢都不把自己当外人，司马子如便渐渐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己”的错觉。传载，司马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旧恩，簿领之务，与夺任情，公然受纳，无所顾惮”仿佛天下的官都归他管，让谁当和不让谁当，全凭他的一时情绪;天下的财物无不属于他，下属群僚前来送钱送物，尽可公然收入下，不必藏着掖着。这样的“豪爽”，在今天的不少贪官“忏悔录”中，也是十分多见。

　　东魏兴和年中(公元539～542年)，司马子如担任北道行台，巡检诸州，视察北方吏治政情，郡守及县令以下官员皆“委其黜陟”，由他一人决定迁降。这时的司马子如将自己的“威风”发挥到极至，他“至定州，斩深泽县令;至冀州，斩东光县令”，取地方官员性命如砍瓜切菜，而且每每“稽留时漏”延时行刑，将场面搞得非常血腥惨烈。司马子如巡视所到之处，地方官若是陪得不好，“言有进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拖曳拉扯，“白刃临项”，将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令当地“士庶惶惧”，不知怎样伺候这位大员才好。

　　至东魏中期，高欢早年为壮大自己势力而对老部下和旧交采取的纵容政策恶果显现，朝中“四贵”横行，各地吏治腐败，朝野怨声载道。于是下决心开展大规模的整肃运动，将大公子高澄推到前台，令其辅政，又任命崔暹等主持监察机构，大力反贪。高澄年轻气盛，崔暹等人铁面无情，一批长期躺在过去功劳簿上作威作福的元老人物纷纷落马，司马子如“寻以赃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于尚书省”，成了阶下囚。但司马子如毕竟是高欢故旧，案子报到上面，便“诏免其大罪”，仅削其官爵。

　　不久，司马子如再度复出，任冀州任刺史。由于他“能自厉改”，弯子转得甚快，甚至“发摘奸伪”，摇身一变又成了反贪斗士，令当地“僚吏畏伏之”，于是又被“诏复官爵”。高澄死后，司马子如也曾参与报复陷害崔暹等人的行动，受到高洋斥骂。但由于在高洋受禅时，司马子如曾有“翼赞之功”，终究在这次风波中未伤皮毛。其后，司马子如又官至太尉，64岁上寿终正寝，“谥曰文明”。观其一生，他也的确当得起这般恶浊的“官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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