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这成为宋元局势的转折点。

　　蒙古国的国号全称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汉人有时会称为“大朝”。忽必烈取《易经》里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元”为新国号。“元也者，大也。在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大之至也。”“大元”，不仅象征着忽必烈准备继承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大业，也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纳入中原王朝体系，名正言顺地侧身于夏、商、周、秦、汉、隋、唐大一统的王朝序列。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行为意味着对蒙古的背叛。但对于北地汉人来说，则可谓万众欢欣，因为从此他们不用再为给蒙古人卖命而感到羞耻，他们将效忠的是一个代表儒家传承与华夏正统的朝廷，至于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是哪一族的，没人关心。而对于很多南宋的士大夫与豪族来说，投降元朝，这是顺应天下改朝换代的大势，而不是降敌，这似乎完全对得起祖宗。

　　定“中统”年号，都燕京、立朝仪，以“省院台大臣御前奏闻”取代蒙古传统的忽里勒台会，直到改国号“大元”，忽必烈依据中原各个朝代的传续建立了一个起码在表面上完全汉化的朝代，这个新生的“大元国”也成为南宋投降一派的上佳遮羞布。至此，南宋大势已去。

　　1273年二月，在攻下襄樊后，对于下一步的出兵，忽必烈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以姚枢、阿术、阿里海牙为代表的主张立即挥师南下，直取临安。徒单公履曾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阿术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备见宋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而以许衡为代表的则主张暂缓发动全面攻宋之战，因为攻占襄樊用了五六年时间，军费开支占去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忽必烈的财政体系也有些不堪重负。

　　忽必烈最终还是采取中和意见。一方面扩军备战，刘整继续训练水军五万多，又在各地造船三千艘，同时签军十万。另一方面，在宋元前线组建军管机构，由伯颜进行总负责，并加强屯田投入，以缓和财政的压力。

　　忽必烈为发动灭宋之战，迅速地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与此同时，南宋方面的备战却是一片混乱与无序。

　　襄攀失陷后，朝廷对于主要责任人只是做了表面上的惩处：范文虎官降一级，到安庆府任知府;李庭芝及其部将苏刘仪却遭贬黜。因为吕文焕投降而提出辞呈的吕氏集团将官，全部继续留任。

　　同时，升汪立信为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负责对元军的全部防御战。高达为宁远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后来降元);夏贵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后来降元)。

　　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问罪”南宋，宣布南伐的开始。

　　忽必烈在诏书中，将罪过直指南宋唯一还能领兵统帅的贾似道，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皆彼宋自祸其民”。包括拘留郝经、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已峻功硕德而自比周公，欺人寡孤儿反不如石勒。

　　可谓字字诛心。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一份来自敌国的诏书，却成为后人视贾似道为“奸臣”的铁证。

　　1274年三月，贾似道因母亲去世开始丁忧。

　　1274年七月初八，宋度宗“违和”，一天后突然去世，享年35岁，而且是在还没来得及册太子的情况下就去世。去世后一个月，忽必烈发布了攻宋诏书。宋度宗的去世，有许多的疑点，然而史料缺失，后人只是关注于他的“夜御三十女”，却没办法认真审视这个传说中荒淫羸弱的皇帝到底对南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前线的元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临安却陷入皇帝去世，办国丧、立新帝的混乱之中。正在丁忧的贾似道，在执政、侍从、两省台谏的共同上疏之后，终于被起复，重回朝廷。

　　七月，元军兵分两路，左路由中书右丞博罗欢为帅入侵两淮，牵制南宋兵力。右路集襄阳主力二十万，以左丞相伯颜为帅，沿汉水而下。九月攻占沙洋，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战死;十月底攻占复州(今沔阳)，逼临鄂州;十二月，进围汉阳军，都统王达八千兵战死，夏贵向东逃回庐州，朱禩孙向西逃回江陵，权知汉阳军王仪投降;鄂州守将程鹏飞、张宴然投降，元军轻松地突破了长江防线。

　　在这期间，在襄阳投降的吕文焕发挥了极其得要的作用。在其出面招抚下，从1274年年底到次年的一个月时间里，沿江制置使、知黄州陈奕降敌;知蕲州管景模和副将吕师道(吕文焕之侄)降敌;知江州钱真孙和守将吕师夔(吕文焕之侄)降敌;知安庆府范文虎(吕文德之婿)降敌;池州张林降敌;五郡镇扶吕文福(吕文焕从弟)降敌。

　　吕文焕虽然未必是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却无疑是宋亡的最大推手。

　　1275年正月十五，贾似道上了一份出师表。“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向使先帝以及两宫，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为信，听臣之出，当不使如此。”这份出师表，道尽贾似道的沧桑与无奈。然而即使如此，太后太后谢氏，依然要求他坐镇临安，不想让他在外领兵。无奈之下，贾似道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三个孙子全部留在临安，作为人质，才得以离开。

　　正月十六，贾似道率十三万兵、战船二千五百艘，以孙虎臣为前锋，夏贵为水军统帅，屯驻于丁家洲(现安徽铜陵长江中)。二月十九日，宋元开战，元军在大江两岸架设回回炮，利用步骑夹江列阵。在火炮与战船的冲击下，三面受敌的南宋水军由于缺乏陆上军队的掩护，死伤惨重。先逃的是夏贵，这人能活到82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是孙虎臣，他总结了一点：“吾兵无一人用命也”。

　　元军顺势掩杀驻于鲁港(现安徽芜湖南)的贾似道中军。军心全失的十三万南宋主力，大部分被歼，军队完全崩溃，沿江州郡“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唐震城破自杀，通判万道降敌，知和州王喜降敌，建康都统翁福降敌;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可与、知隆兴府洪益皆弃城而逃;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从隆州逃至抚州;江淮招讨使汪立信自杀而死。

　　贾似道人生的最后一战，就此悲惨的结束。临安，已经赤裸裸地呈现在元军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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