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文章和书籍描述备至的玛雅衰亡，已经成为了环保活动人士的生态寓言;玛雅速朽论和更新世过度杀戮论一样，都是此间人士津津乐道的关于人类超越自然极限的警世传说。
“没有比这更能刻意打击玛雅考古学家的话语了。”玛雅考古学家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2002年坦承道。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韦伯斯特承认，在自己“轻率的青年岁月里”，他往往会告诉同搭一班飞机的旅客，他是去发掘“某个古代玛雅中心的。而后完全可以预测的是，(对方会提出)这个令人畏惧的问题。如今，更为年长而明智的我通常会嘀咕一些语焉不详的关于‘业务’的事情，然后就一头埋进航空公司杂志里去”。
韦伯斯特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原因之一是其范围太广。
问古玛雅出了什么事，就好像问冷战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一样;这一主题太过庞杂，人们简直没法知道从哪里入手作答。与此同时，玛雅文明衰落之迅速而彻底，也正是自19世纪40年代外界首次发现尤卡坦半岛上这些被遗弃的城市遗址以来，它一直吸引着考古学界的原因。
如今我们知道，玛雅文明衰落的速度并没有此前学者所相信的那么快、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普遍。尽管如此，按马萨诸塞州伍斯特(Worcester)县的克拉克大学地理学家比利•李•特纳(Billie Lee Turner)的观点，玛雅的衰亡在世界历史上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文明总有兴衰之时，但除了玛雅地区，没有任何其他已知大规模社会体系在解体之后，是被一片空白取而代之的。他说：“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意大利可没有因此被清空了——城市也没了，主要社会体系也垮了——一千多年。而这正是玛雅中心地带发生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20世纪30年代，其时最著名的玛雅研究学家、哈佛大学的西尔韦纳斯•G. 莫利(Sylvanus G. Morley)认定并信奉了一个如今依然最广为人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玛雅社会的崩溃，源于玛雅人的发展严重超过了其所在环境的承载能力。
在耗尽了资源库的库存之后，人们开始因饥饿和干渴而相继死去，幸存者大批逃离城市，于是这些被遗弃的城市也就成了对人类在生态学上傲慢自大可能导致的诸多危险的无声警示。
当莫利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该假说不过是一种预感。然而从那时起，专家对湖泊沉淀物中的花粉的科学测量显示，玛雅人的确砍倒了地区内的大片森林，他们把树木用作燃料，并将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农耕。森林覆盖面积的减少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和洪灾。
于是，脚下农田越来越少、需要养活的人口却越来越多的玛雅农民，不得不以更高的强度来开垦肥力越来越差的土地。在第一波冲击(即公元800年至900年间，肆虐尤卡坦地区的百年旱期)面前，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脆弱不堪。不久之后，玛雅社会就走向了解体。
无数文章和书籍描述备至的玛雅衰亡，已经成为了环保活动人士的生态寓言;玛雅速朽论和更新世过度杀戮论一样，都是此间人士津津乐道的关于人类超越自然极限的警世传说。
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绿色世界史》(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1991年版)中写道，玛雅人“创建了一个取得伟大文化成就和智慧结晶的复杂社会，但是到头来却毁灭了他们自己创造出的事物。”
在讨论玛雅衰亡的影响时，他问道：“在不断加大资源利用、不断向环境施压这一方面，当代社会难道就做得好些了吗?人类对于自己避免生态灾害的能力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庞廷和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印第安人的历史，对我们应对如今的问题大有裨益。
然而说也奇怪，环保人士居然同时把美洲原住民历史描绘成了一种与此相反的经验(即人类应如何与自然生活在精神平衡之中)的宝库。各地书店的书架上都沉甸甸地摆放着诸如《神圣的生态》《地球的守护者》《地球母亲的灵性》《原住民传统与生态学：宇宙学和共同体的交互存在》之类的书籍。
对美洲原住民的如此认知广受赞同，以至于市面上存在着用来判定书籍是否正确反映了这种印第安人环境价值观的校验表。
比如说，《原住民文化真实性准则》就评价了各种出版物对全部“主要的原住民文化”(可以想见，玛雅文化必在其列)所共有的“五大价值观”的描述，而“与自然友好相处”，即“尊重自然神圣的天然和谐性，并与之共生”，正是准则中列出的一大价值观。根据这些准则，出版物若想反映历史原貌，务必要把主要原住民文化描绘为“适度敬畏生命的恩赐”的群体。
印第安人作为生态灾难典型和环保模范的这两种形象，并没有乍一看上去那么互相矛盾。二者都体现了霍姆伯格之误，即认为印第安人悬浮在时空之中，既不着一物也不受左右，如幽灵一般存在于这片山河之间的观点。
本书的前两部分致力于讲述研究人员近期否认这一见解的两种不同方式。我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大大提高他们对1492年原住民人口的估值，并解释了这一做法的缘由;而后，我又揭示了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如今相信印第安社会比人们此前设想的要起源得更早，发展得更复杂，技术造诣也更深。
而在本部分中，我将阐述霍姆伯格之误的另一个方面，即认为原住民文化未能或无法掌控其居住环境的观点。印第安人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印迹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一例。
一个较为微妙的例子，则是认为印第安人的粗心大意最终使其走向了悲剧的假说。两个例子都把原住民描绘成为只会被动接受的民众，无论他们接受的是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还是由于改变生态系统而得到的惩罚。
美洲原住民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和美洲原住民本身一样多元，但这些互动关系总是某种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研究人员偶尔能较为精确地详述这一进程，玛雅文明即是一例。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人们只能摸清历史的大概轮廓，美国东部的重组过程就是如此。
这两个范例，也正是我现在将转而讲述的两个主题。在这两个案例中，印第安人工程的规模都极其庞大，都是为达到其目的，而将大片山河予以重塑。
在筛选诸多证据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多数印第安人都是极其积极的土地管理者;他们的活动对土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只是这些经验教训和一般人的想象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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