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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018-12-13 15:57:45

　　大家对于轮船招商局的了解有多少呢?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民用轮运企业,也是第一个采行“官督商办”组织形式设立的民用企业。那在当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就和小编去了解一下吧!

　　1872年6月，李鸿章上奏《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可用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不论是从增强国力，还是从以商养战的角度看，李鸿章所代表的洋务派，终于艰难地创办了现代工业与实业。民用轮船公司就是李鸿章的一项重要致富项目，“养船练兵”兼得。12月23日，他再次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不久即被批准。当时“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及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业务。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以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由于中国素来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创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

　　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他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盯上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考虑清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近代新式企业，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权利的困境，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具体经营，就是戴红帽子商人。

　　李鸿章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当时垄断长江航运业的外国公司，实际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政策，正好适应了市场的需要。

　　刚开始，李鸿章任命官员经办此事，下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可是招股一年多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带头认股五万两。朱其昂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李鸿章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恰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重订局规和章程。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创办之初，招商局既有洋商的竞争，也有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招商局原价一百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二百四十两。招商局的成功，激发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刊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为看到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的关键。

　　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双方大打价格战，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两，这期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十三万六千两以上。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