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回京，并与李淑贤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后，因为身体有故疾，故此难于生育。当时蒲辅周(现代中医名家，四川梓潼人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曾经溥仪之交好，政协开会时，蒲老见溥仪面色不佳，就曾经为他号脉，并叮嘱溥仪一定要善于保养身体。
蒲老还根据溥仪的实际情况，教会了他睡前练习八段锦，又告诉他不少的养生法门：多食粗粮，少吃油腻，多吃蔬菜，少吃难以消化的鱼肉。临别，蒲老还给溥仪开了一个方子，并叮嘱他按方配药，相信他开出的这种妙药，一定会对溥仪的身体大有裨益。
溥仪照蒲老的叮嘱，每日睡前必练一阵八段锦，加上饮食的调整，并按时地服用蒲老给他开出的这种妙药，身体的毛病，不敢说好了，但至少一段时间，没有往坏的方向发展。
李淑贤觉得没有孩子的家庭，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就和溥仪商量，能否抱养一个小孩，溥仪虽然也喜欢小孩，可是想想自己的身体，没有康复的迹象，抱养孩子的事儿，只有作罢!
溥仪虽然喝药锻炼，可是不久之后，身体还是出现了异常，不仅血尿不断，肾脏部位也是说不出的难受，经医院检查，确定为一侧肾癌，1965年6月，溥仪住进协和医院后，接受了左侧肾切除手术，可是生癌的肾脏虽然切除，因身体羸弱的缘故，又引发了急性肾衰竭。
溥仪从协和医院出院后，他还是不顾身体有病，来到东冠英小学，参与了投票选举的工作，尽到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溥仪出院5个月后，又发生了血尿，经协和医院再次检查，认定右侧肾因癌细胞转移，再次出现了癌变的迹象。
溥仪不仅频发血尿，而且还闹起了尿闭的毛病，排不下尿的痛苦，经常折腾得溥仪死去活来，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之下，蒲辅周为其开了一个调整身体的药方，溥仪喝下了中药后，尿闭之症得到了缓解，并为医院用放射性和抗癌制剂治疗他的肾癌，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1966年大运动爆发，溥仪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先是被下放到北京低压电器厂劳动，接着又受到了红卫兵的围攻。忐忑不安的溥仪最后只能到派出所寻求保护。连番的折腾，让溥仪的身体等于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当他剩下的右肾充满了癌细胞，几乎停滞工作，引发了尿毒症的时候，溥仪不得不再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
这时候的协和医院，也是饱受运动的冲击，甚至医院的院名都用红纸盖住，上面写上了“反帝医院”几个大字。溥仪住进了外科5病室的116号病床，溥仪刚住院没有几天，他离婚的前妻李玉琴一路找到了医院，她非得逼着溥仪写一份，她在伪满的皇宫中受压迫的证明材料，否则革命群众，是不会放过她这个曾经的伪满“皇妃”!
溥仪重病在身，他本想病好出院再为李玉琴写证明材料，可是却换来了李玉琴对他的一阵“批斗”。而这时协和医院的内外，也贴满了医院包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溥仪在协和医院住住出出，尿毒症也越来越重，1967年国庆前夕，溥仪倒在家里的床上，他眼中含泪，望着妻子李淑贤说：“我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可是我放不下你呀，我不在了，谁来管你呢?······”
虽然李淑贤一个劲地安慰溥仪，说他的病很快就会好，可是溥仪却只是一个劲地含泪摇头。
1967年10月4日，溥仪在妻子的搀扶之下，最后一次走进了协和医院的大门，这时，已近秋季，天气转凉，树叶花草也开始渐渐地枯萎变黄，溥仪最后的日子是在尿毒症发作的痛苦中渡过的，溥仪在10月8日那天，还给他的五妹写了一个小纸条：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我晚上服用。
这种用胎盘粉配置的河车丸，就是蒲老特意为溥仪配置的妙药。1967年10月16日黄昏时分，尿毒症折磨着溥仪，溥仪的一张脸因痛苦而变形，他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呼叫道：“河车丸，河车丸!······”
随后整个人便陷入了昏迷当中。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溥仪病逝。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留下遗言，但从他一个劲地要“河车丸”的举动上看，他知道生命的可贵，并不想死!但这一切，也都徒呼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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