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事迹
创办公司
久大精盐公司
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西交通受阻，洋碱输入量骤减，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趁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致使碱价飞涨。民国六年(1917年)的纯碱市价高达每担12两白银，为大战前夕的4倍。
民国二年(1913年) ，范旭东被派往欧洲考察盐政，由此而对精盐制造及盐的工业用途发生了浓厚兴趣。次年回国后便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制造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民国四年(1915年)4月，久大召开第一届股东会议，范旭东被公推为总经理。工厂建成投产后，其海王星牌精盐品质洁白，销路颇佳，故获利甚丰。
永利制碱公司
民国六年(1917年)，范旭东联合吴次伯、陈调甫等，进行制碱实验，并取得了满意结果，联名发起成立永利制碱公司。民国七年(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底，各部机器先后装齐，试行运转。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13日，工厂首次开工，但所出纯碱色发红夹黑，质量很差。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因主要设备干燥锅烧坏，碱厂被迫停产。
为彻底解决制碱技术问题，范旭东决定派侯德榜等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并采购新式设备，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再次开工，所出纯碱完全达到质量指标，其碳酸钠含量在99%以上。同年8月，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利是当时亚洲第1家、世界第31家苏尔维法碱厂。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永利的国内纯碱销量达397097担，首次在销量上超过卜内门，开始掌握中国纯碱市场的主动权。在国际市场上，永利纯碱继打入日本市场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打入南洋市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永利的纯碱产量增至33699吨，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7.5倍。为适应市场需求，民国十九年(1930年)永利添设了苛化烧碱车间。烧碱投放市场后，极为畅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其销量为2313担，次年即猛增到9910担。
民国十八年(1929年)，永利正式透露了添设硫酸厂的计划，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得到了中国、上海、金城、浙江兴业等银行1200万元的口头借款保证。10月，因英德代表所提条件过于苛刻，实业部难以接受，合建硫酸厂谈判破裂。11月 22日，范旭东上呈实业部请由永利主办铵厂，旋即获准。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28日，永利制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公司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资本额由200万元增至550万元，在南京附近的卸甲甸兴建一座年产5万吨的硫酸铵厂。4月，范旭东派总工程师侯德榜率杨运珊等3名技师赴美考察、学习并采购机器设备。到次年春，美国氮气公司给永利铵厂的设计工作陆续完成，所购机器亦先后运到。永利铵厂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一次试车成功。第一批国产硫酸铵陆续投放市场，结束了洋货独霸中国化肥市场的历史。
抗战爆后，永利遭到3次轰炸，厂区被迫停产。大量战略物资以及厂内全套设备被掠至日本九州，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战后归还了一小部分。
范旭东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建成投产的南京永利硫酸錏厂(时称永利宁厂或永利铔厂)，已演变为中国主要的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之一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由久大精盐厂和永利碱厂在1955年合并组建的天津碱厂成为天津渤海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之一。
在大后方继续建厂
1.建设久大川厂
“七·七事变”之后，范旭东即预见抗日战争不能短期能结束，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为应付时局突变作好准备，派李烛尘率领杨子南、潭汉三等人进入四川，为筹设久大、永利川厂做准备工作。
李烛尘等到达四川后，在重庆市设立久大、永利两公司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建厂基地。
久大自流井厂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成为“外省迁川工厂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久大自流井盐厂将全部厂房设备交由川康盐务局接收经营，改称为盐业示范工厂。
2.建设永利川厂
永利川厂厂址选择在五通桥老龙坝，距自流井产盐区约200公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永利川厂用“联碱法”大量投制产品。永利川厂利用已有的厂房和设备器材，在邻县乐山、夹江等芒硝矿产地采购芒硝，以路布兰制碱法生产纯碱。
3.筹建永利湘厂未成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范旭东打算由李滋川任建厂基地负责人，已在株洲白石港选定厂址，征购土地，并已动工兴建发电厂的厂房、烟囱和仓库。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范旭东同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订了1600万元的信用借款协定。因国民党政府拒绝提供担保而泡汤，范旭东的“十厂计划”终成画饼。
企业管理
民国十二年(1923年)，永利还在建厂时期，范旭东就聘请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余啸秋来公司主持会计工作，为永利制定了一套科学的企业会计制度。民国十八年(1929年)天津社会局在对天津市的所有工厂调查后认为，永利“工厂管理方法最合现代工业精神，实为本市林林总总工厂中不可多观者”，“亦全市各厂所亟宜效法者”。
范旭东奉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哲学，“最注意到维持培养同仁的人情友谊” ，永利先后兴建起了工人食堂、宿舍、职工消费合作社、运动场、图书室、附属医院、幼稚园、明星小学校等。民国十四年(1925年)，开始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 ，成为中国企业界最早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创办《海王》旬刊，每年出版36期。该刊除积极提倡科学，大量介绍科学知识外，辟有《家常琐事》一栏，凡永久团体内部之事有闻必录。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编成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业务机关管理章程。此章程共分11章，包括总则、职制及办事权限、职员之任用及辞退、薪金、告假、奖励与惩罚、酬劳金、抚恤金、退职金、退休期及退休养老金、解职及解职金等 ，总计106条。
科学教育
民国十年(1921年)，范旭东聘任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技师长兼制造部长，肩负起制碱技术的攻关重任，与天津北洋大学达成协议，凡该校化学系毕业生前三名均由永利聘用。其后制定了《选派人员出国学习办法》。
在兴建南京硫酸铵厂的过程中，范旭东从塘沽碱厂抽调了大批技术骨干予以支援，侯德榜兼任铵厂总工程师。 永利硫酸铵厂一时人才济济，“具有大学毕业程度者共80余人，其曾经留学国外得有高级工程学位者约20人。该厂容才之多，为国内各厂所仅见”。
民国三年(1914年)，范旭东在精盐工厂旁附设了一个化验室，民国九年(1920年)范旭东决定以该化验室为基础，投资10万银元在塘沽营选一所大型化工研究机构。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成立。范旭东聘请孙学悟博士为社长 ，并将自己的久大创办人酬劳金全部献出作为黄海社的研究经费。 久大、永利的技师均为该社的当然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黄海社即申请并入中国科学院。1952年，黄海化工研究社被分别并入中国科学院和重工业部综合工业研究所(后改组为沈阳化工研究院)，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后又组建菌种保藏委员会)。
范旭东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的理事达三十余年之久。为了纪念其胞兄范源濂，范旭东将其兄在北京市石驸马大街住宅捐献给该社，并倡议筹集基金举办“静生植物研究所”，在北京西郊设种植园。范旭东受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之聘，任评议员达十余年，并于继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是张伯苓所创办的天津南开大学的校董和许黄萱祐创办的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均捐赠有奖学金。其创办的永利南京錏厂厂办学校后发展为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个人生活
性格爱好
在创办久大、永利时，范旭东就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1.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2.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3.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几十年创业活动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他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民国十四年(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以筹军饷为名，让他捐军饷200000元，范严词拒绝，李即下令扣留范氏，并派人到久大要挟说，如不筹款送来，范的性命难保。范源濂在北京闻讯赶来天津，找人从中斡旋。后来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氏筹款80000送去，范才脱险归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范旭东第一次去美国采购设备，为添制行举煞费苦心，最后还是把1912年在欧洲考察盐政时所穿过的衣服找出，翻改了一下，权作礼服抗战胜利后。重庆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
范旭东的家眷一直住在上海金城银行的宿舍里，靠公司补助维持生计。工作上，范旭东讲究“自立自强”，未用过秘书，任何函件文稿都是躬亲处理，“遇着比较艰难危险之事，更绝不委托他人”;生活上，不染烟酒，不事赌博。
范旭东长于写作，所创办的久大、永利、黄海等企业的章程，以及与官方往来的重要公文，多数出于他的手笔。为了带动职工们向《海王》投稿，他亲自为该刊撰写短评、游记和杂文百篇。同时应约为天津和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专栏写过十余篇文章。
家族成员
父亲母亲
母：谢太夫人，长沙西乡白泉谢氏人，生子女三人。
兄弟姐妹
大哥：范源濂，字静生，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任民国初年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大姐：二姑，许给宁乡周氏，未婚而卒。
妻子
妻：许馥，湖南长沙人，1905年随母到日本求学，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1910年与范旭东在日本结婚。
儿女
长女：范果恒。
次女：范果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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